企事业单位推荐女干部。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把妇女参政作为中国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改善女干部成长的外部环境，提高妇女参政比例，确保妇女真正享有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党和政府多次专门就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发出文件，召开会议，做出一系列规定。目前，全国已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4个地(市、州、盟)、2106个县(旗、区)的党政领导班子中有了女性领导人。为促进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政府特别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女干部，建立少数民族学校，举办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培训班，选送少数民族妇女进修学习，促进少数民族女干部的迅速成长。到1992年，全国已有少数民族女干部60.76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26.6%；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有少数民族女代表106人，占女代表总数的17%，而且有三位少数民族妇女当选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少数民族女干部已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骨干力量。
中国政府正在制定《中国妇女发展规划》，以进一步推动妇女参政和全面参与发展。
五、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充分发展
旧中国，广大妇女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新中国，妇女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领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中国政府大力发展妇女教育事业。在正规教育中，国家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女性入学率、在学率和升学率。在部分边远、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办女童班、办女校、实行免费上学等办法，努力消除女性受教育的障碍。1992年，中国7—11周岁女儿童入学率由建国前的不足20%提高到96.2%；中学生、大学生及研究生中的女性比例分别达到43.1%、33.7%和24.8%，在大学工科毕业生中女性也达到27%。自1982年恢复学位制到1993年，中国已有1149名女性获得了博士学位，占博士总数的9.4%。中国政府还特别注意发展妇女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扫盲教育。目前，全国已建立了1679所女子中等职业学校和3所女子职业大学，开设了60多个适合妇女的专业，有1300多万妇女在成人高校学习。建国四十多年来，累计扫除女性文盲11亿人，使女性文盲比例从1949年的90%下降到1993年的32%。
中国妇女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92年，各级各类学校中女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为30%至44.5%。北京大学是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在近3000名教师中，约三分之一是女性，其中有19位博士生导师、68位教授、300多位副教授。全国有20多位女性担任了大学的校长、副校长。1990年全国评选出的5万名特级教师中，女教师占70%。1993年，全国共表彰、奖励“全国教育系统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5971人，其中女性1702人，占总数的28.5%；评选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592人，其中女性150人，占总数的25.3%。
中国政府重视对女科技人员的培养，致力于改善她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鼓励和扶持她们进行科学研究。不少妇女跨进了高能物理、遗传工程、微电子技术、卫星发射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与男科学家一道取得了突破性成果。1993年，中国已有女科技人员809.7万人，占科技人员总数的35%。在中国科学院，女性担任研究室主任的有186人，占11.9%；任课题组长的有514人，占14.8%。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科学家中，女性占40%以上；院级112个重点科研课题中，女课题负责人占47.3%。1993年，有29名妇女荣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占总数的5.4%。截止1992年，有204名妇女成为国家级专家，占总数的5.7%。在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中，女性有11374人，约占总数的10%。中国妇女已成为科技界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妇女的聪明才智在文化艺术领域得到充分的发挥。中国作家协会、电影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民间文学研究会等12个全国性的文学艺术团体中，女会员十分活跃，比例最高的占41.8%。女性作家、表演艺术家、画家、导演和音乐家不断涌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坛上女作家群的出现，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1980年至1988年在芭蕾舞、钢琴、小提琴、声乐等国际艺术比赛中，女性获奖者占中国获奖者的50%以上，其中女杂技演员获奖人数占70%以上。
中国政府积极创造条件使妇女与男子一样有参加各种体育训练和国际比赛的机会。女运动员在国际运动场上锐意进取，成绩辉煌。1985年到1993年，中国有国际级女运动健将404人，占中国国际级运动健将总数的51%。从新中国成立到1993年，中国运动员共获世界冠军775个，其中女子冠军460个，占总数的59%；中国运动员打破和超过世界纪录725次，其中女运动员458次，占总次数的63%。在1992年的第二十五届奥运会上，中国女运动员共夺得12枚金牌，占中国获金牌总数的四分之三。中国女运动员不畏艰苦、顽强拼搏的精神，体现了中华儿女的时代风貌。
在医疗卫生事业中，中国妇女做出了突出贡献。到1993年，中国已有妇幼卫生专业技术人员227万人，占全部医务人员总数的55%。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的林巧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生前长期从事妇产科的教学、科研和妇女常见病、多发病的普查普治工作，是开拓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杰出典型。改革开放十五年来，中国有382项医学科学技术成果获国家级奖励，其中由女性独立完成的占四分之一，女性参与完成的占50%以上。从1983年到目前，中国有15位女性获得国际护士最高荣誉奖章——南丁格尔奖。
中国妇女在促进社会文明与道德进步、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遍布中国城镇的居民委员会，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它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调解邻里纠纷。担任这一工作的绝大部分是妇女。她们耐心细致、尽心尽力地为街坊邻居排解矛盾，制止了大量可能激化为刑事案件的民间纠纷，促进了邻里之间的团结和睦。许多妇女主动配合政府做失足人员的帮教工作。早在建国初期，就有不少热心社会公益的妇女利用节假日到监狱看望素不相识的罪犯，给他们写信，鼓励他们服刑期间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近几年，参与这一活动的妇女越来越多，以妇女为主的帮教小组就有几万个。帮教小组不仅做失足青年的思想转化工作，还努力帮助刑满释放人员解决就业和婚姻问题。中国是世界上刑事犯罪发案率和重新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与妇女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中国妇女积极响应政府关于倡导文明科学进步生活方式的号召，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在众多的敬老院和社会福利院服务的大都是妇女，她们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照顾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在广大城市和乡村，还有许多妇女义务赡养孤寡老人和收养孤儿。一些城镇退休妇女也主动承担起社区服务工作，兴办托儿所、快餐店、代销店，设立卫生监督岗等，受到社会欢迎。在许多地方，妇女自愿组织禁赌协会，挽救了一些因赌博而濒临破裂的家庭，促进了民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制约，中国妇女在参与社会生活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多数妇女受教育程度还较低，女童受教育的权利在部分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尚未得到充分保障。目前，政府和社会团体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六、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平等地位
新中国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成为了历史，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和男女平等的家庭生活已成为当代中国婚姻家庭的主流。
中国妇女获得了婚姻自主权。旧中国，95%以上的婚姻是包办买卖婚姻。四十多年来，中国自主婚姻的程度已大大提高。据抽样调查，目前由男女双方自己决定或与父母共同商定的婚姻占74%，40岁以下的已婚妇女自主婚姻率为80%。妇女离婚和再婚的权利也得到了应有的保障。这不仅促进了婚姻质量的提高和家庭的稳定，也为家庭中夫妻关系的平等奠定了感情基础。
独立的姓名权是中国妇女获得的一项重要人身权利。旧中国男性姓氏是家族传宗接代的标志，女性出嫁前大多没有正式名字，出嫁后随夫姓，子女则随父姓。新中国，夫妻有了平等的姓名权，子女随父姓的旧习俗也有了变化。在中国城市，子女随母姓的现象已为数不少。
中国妇女经济的自立促进了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旧中国，绝大多数家庭由男人当家。在新中国，妇女通过劳动有了独立的经济收入。目前，中国妇女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已由50年代的20%提高到40%，有的家庭特别是农村以妇女为主的专业户家庭，妇女收入的比例甚至高达60%至70%。经济的独立，使妇女赢得了对家庭经济和家庭重大事务的管理决策权。据抽样调查，在中国城乡，由夫妻共同决定家庭重大事务的家庭占58%以上，并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中国妇女与男子一样获得了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旧中国，家庭财产只能由男性占有和继承，寡妇再嫁不得带走财产，出嫁的女儿也不能继承父母遗产。现在的绝大多数家庭，夫妻同是家庭财产的所有者，平等地支配和使用家庭财产。夫妻相互继承遗产和子女平等继承父母遗产的权利普遍得到了保障。
中国家庭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以夫权和家长制为代表的传统家庭关系已逐步被平等、民主、和睦的现代家庭关系所代替。在中国城乡家庭中，夫妻之间、公婆与儿媳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妻子受丈夫虐待、儿媳受公婆虐待的现象已为社会所不容。妇女的人格、学习、劳动权利以及理想、追求，普遍受到了丈夫和其他家人的尊重。过去，家务劳动全部由妻子承担；现在，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的家庭，已占中国家庭的绝大多数。夫妻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在生活上相互帮助，出现了许许多多互敬互爱、携手共进的好家庭。
中国现有2.67亿个家庭，每年约有1000万对新婚夫妇组成新家庭。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保护婚姻家庭，强调夫妻平等，倡导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的中华民族传统。目前，中国的离婚率为1.54‰。由于中国家庭基本稳定，使家庭安排生活、教养子女、赡养老人的多方面职能充分体现，中国多数老年人得到子女和社会的照料与扶助。
中国政府重视家庭建设，把家庭的稳定与进步作为促进社会稳定与进步的基础。各级政府把家庭文化建设纳入本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许多地方建立了敬老协会、道德协会、红白理事会等，有效地改进了家风、村风。多年来在中国城乡兴起的创建文明家庭、美好家庭活动和各类家庭文化建设活动，对提高家庭成员整体素质，促进家庭民主、夫妻和谐和家庭人际关系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政府大力发展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努力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进程。国家重视并支持地方开展社区服务，兴办了大批便民利民的服务网点，大力发展食品、蔬菜、商业、煤气、轻工业品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产业。目前，多种形式、多种项目的家务劳动服务设施，正在中国城乡迅速发展。全国各级各类托儿所、幼儿园有近45万所，入园入托率城市达70%，农村达32%。方便食品、家用电器等已逐步进入家庭。就业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普遍降低。城市职业妇女家务劳动日均3.75小时，已接近发达国家妇女家务劳动的平均时间。
中国妇女的生育自主权得到了应有的保障。旧中国，妇女是生育的工具，因不育或没有生男孩而被公婆歧视、被丈夫遗弃的现象比较普遍。新中国，妇女成了生育的主人，可以同丈夫平等地商议决定生与不生。历史上曾深受早婚和多子女拖累之苦的中国妇女，对国家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绝大多数人自愿晚婚晚育，少生优育。目前，中国已婚妇女的避孕率达83%，有的地区达90%以上。199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8.2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6‰，比1970年分别下降了45.4%和55%，总和生育率也由1970年的5.81降至2.0左右。
中国妇女的生育健康受到国家的保护。旧中国没有专门的妇幼保健院，因孕产期病或其他妇女病丧失生命的妇女不计其数。新中国十分重视并积极发展妇幼保健事业。各级政府都设有妇幼卫生管理职能部门，城乡逐级建立了妇幼保健院所。到1992年底，中国已有妇幼保健院346所，妇幼保健所2841所，儿童医院34所，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城乡的妇幼保健网。目前，城市98%和农村70%的孕产妇能获得产前检查，全国新法接生率达84.1%。与建国初期相比，孕产妇死亡率由1500／10万下降到94.7／10万，婴儿亡率由200‰下降到31.42‰。一些威胁妇女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得到了有效防治，每年接受预防性普查的妇女近4000万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和医护条件差、妇女患病率高的状况，国家特别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保健事业，大力普及新法接生、妇幼保健、多发病防治和生活卫生常识，积极开展对民族地区妇幼保健医护人员和接生员的培训工作。各级政府还经常组织医学专家、医务人员到农牧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巡回医疗。为保障少数民族妇女的健康，国家对西藏等地区的妇女普遍实行免费医疗。目前，中国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由旧中国的36.7岁提高到72岁，与中国男性相比高出3岁，比联合国提出的2000年世界妇女平均预期寿命65岁的目标高出7岁。
由于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在中国农村特别是比较偏僻落后的农村，还残存着少数包办买卖婚姻的陋习，溺弃女婴、拐卖妇女的案件也时有发生。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些问题，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教育妇女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严厉打击各种残害妇女的违法犯罪活动，保障妇女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
七、中国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
在中国，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组织，从自己的工作职能和任务出发，依法维护和保障妇女权益。
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制定和修改有关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监督有关法律的实施及政府保障妇女权益方面的工作。为切实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及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成立了妇女儿童专门小组，负责办理有关事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委员会对有关妇女权益保障的立法及其
施情况进行民主监督、政治协商，就有关妇女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全国政协及部分省、市政协还设立了妇女青年委员会。
中国的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各部门负责制定和修改有关的行政法规，发布有关决定和命令，把发展妇女事业纳入社会发展计划，采取行政措施，领导和管理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各级司法机关按照法律程序，审理和判决各类案件，打击侵犯妇女权益的犯罪分子，保障有关法律的执行。为更好地协调和推动政府各部门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国务院成立了由16个部委和4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组成的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台湾省除外)一级政府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
中国5800多个群众性的妇女组织经常向政府反映广大妇女的意见和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它们是维护妇女权益的重要力量。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是其中最大的组织，该会由中国各族各界妇女联合组织而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性，拥有健全的工作网络，其基层组织遍布城市的街道和农村的乡村。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以代表和维护广大妇女利益为基本宗旨，致力于促进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妇联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社会的好评和广大妇女的信赖，许多其他全国性的、地区性的或行业性的妇女组织(如女职工委员会、女科技工作者联谊会、基督教
青年会以及女企业家、女工程师、女新闻工作者、女法官、女律师、女作家、女书法家等各种行业的妇女协会等)大多以团体会员的形式，加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由于各级妇联在团结妇女参与社会发展和维护妇女权益方面的努力与政府的目标一致，妇联的工作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积极支持和鼓励。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均设立了妇委会，它们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做了切实有效的工作。
各类宣传媒介、研究机构为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妇女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中国的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注重宣传国家有关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文明进步的妇女观，增进全社会对妇女权利、作用的认识。各种妇女群众组织创办了不少妇女报纸刊物，仅各级妇女联合会就有报刊47家。一些综合性的报纸和电台、电视台也辟有妇女专栏，向全社会进行妇女问题的宣传。中国还成立了一些全国性、地方性的妇女问题研究机构，它们的研究成果也促进了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
上述这些组织机构相互配合、协调，在消除对妇女的歧视，维护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素质，促进妇女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就是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及群众团体的共同努力下颁布实施的。该法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首先倡议，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妇女大会的代表提出议案、提案和建议，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和采纳，并委托全国妇联、民政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承担起草任务。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积极参与了起草工作。该法颁布后，上述各机构还就这部法律的普及和实施，开展了调查和宣传活动。
针对近年来有的地区重新出现的拐卖妇女儿童及卖淫嫖娼的犯罪活动，198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通知》；1991年全国人大根据有关党派、团体的建议，又制定了《严惩卖淫嫖娼的决定》和《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有关部门连续召开了三次工作会议，加强了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使上述犯罪活动得到了遏制。1992年中国拐卖人口的案件立案数比1991年下降了35.2%，1993年又比1992年下降了9%。
提高妇女素质是保障妇女权益的一项基础性和战略性工作。1989年以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十几个政府部门，在全国农村各族妇女中开展了“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的“双学双比”竞赛活动，在城镇开展了“做‘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自’(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女性，为‘八五’计划建功”的“巾帼建功”活动。到1993年底，全国有1.2亿农村妇女参加“双学双比”活动，其中9000万人接受了各种实用技术培训，1000万妇女在双学中脱盲；51万妇女获得了农民技术员职称；在老少边穷地区，举办了扶贫培训班250期，建立扶贫联系点4500个，联系点的贫困户中80%解决了温饱问题。有3776万城镇妇女参加了“巾帼建功”活动，4672人被评为省级以上“巾帼建功标兵”，15132人获省级以上女能手称号。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口号及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90年代中国妇女发展的十项目标，在妇女中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亿万妇女在“四自”口号和十项目标的鼓舞和激励下，正在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八、积极参与国际妇女活动
中国承认和尊重《联合国宪章》中关于男女平等的原则，赞赏和支持联合国作出的提高妇女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的努力。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系统妇女领域的活动，遵照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妇女的友好交往与合作，为在全世界实现男女平等、妇女参与社会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之后，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系统妇女领域的活动。
中国在联合国系统的有关妇女机构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自1974年以来先后五次当选为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成员国。中国代表在妇地会的会议上，以不同的形式向各国代表阐述了中国妇女对于维护和平、参与发展、促进男女平等的主张，与各国妇女广泛交流提高妇女地位、发挥妇女作用的经验和信息，增进了相互了解，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1982年以来，中国专家连续四次被选为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委员，并积极参与审议各国政府提交的报告，努力促进消除歧视妇女的现象。1985—1988年，中国当选为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董事会董事，为开展妇女研究和培训工作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中国是1980年首批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之一，并按规定及时提交了执行“公约”情况的报告。中国参与审议和制定了《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并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实现《内罗毕战略》所规定的目标。中国政府一贯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政策，并于1990年正式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的《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
中国支持并参与“国际妇女年”和“联合国妇女十年”的活动。中国政府曾派代表团出席在墨西哥城、哥本哈根和内罗毕举行的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并出席了五次国际筹备会和两次区域性筹备会议。在会上， 中国代表充分肯定“联合国妇女十年”的活动，并就制定未来提高妇女地位的战略和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和观点，为历次大会的成功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的妇女组织还派代表参加了与三次大会同时举行的非政府组织论坛的活动。中国先后十七次参加联合国系统举办的旨在实现妇女十年目标的培训班和研讨会，同与会各国交流了经验，增进了友谊。
中国妇女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妇女组织及妇女人士的交往。目前，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已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80个政府和民间妇女、儿童组织机构，建立了友好联系。近年来，接待各国和地区的来宾已突破万人。来访的宾客有总统夫人、政府女部长、女议员、女企业家、女专家学者、妇女儿童组织负责人及其工作者。十五年来，中国共派280批妇女代表团出访。中国妇女的朋友遍天下。
中国认为，虽然各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异，但是在妇女问题上都面临一些共同课题，存在某些相似的情况或困难。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妇女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提高。近几年来，中国妇女界先后与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妇女组织举办妇女问题研讨会，就妇女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
中国积极开展妇女方面的国际合作项目。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发展中心和联合国大学的要求，中国多次承担了关于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项目，提交的报告被广泛散发，受到普遍好评。十多年来，全国妇联陆续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联合国大学、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及一些国家的官方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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