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国古代的性爱文学，当首推《诗经》吧。它描写爱情，也描写性，但描写性却并不露骨，如《诗经·台南》的《野有死麋》云：“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林诱之。林有扑檄，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悦兮，无使龙也吠。”意思是有个猎人在野外打猎，一个少女对他动情，他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最是神来之笔，把两个男女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写得非常精当：轻轻地走，不要焦躁，不要碰我腰间的围裙，不要惹那黄狗在我身边汪汪地吠叫。去密林深处干什么？不用说是去交媾。但诗不写交媾，写的是走向交媾时的路途。引而不发，含而不露，却写尽了那来自身体深处的引诱。所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用诗歌来反映性爱，似乎各个民族都有，最负盛名的当属日本的《万叶集》，２３００首民歌，性爱的内容占据了绝大多数。中国自《诗经》以降，鼎盛的唐诗宋词和元曲，性爱的内容都再难以看到，当然有还是有的，却大多有些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意味，既没有《万叶集》的抒情，也没有《野有死麋》的隐约的美，全然失了性爱的趣味。有了小说之后，性爱的描写才再次抬起了头。在小说中大胆描写男女之间的性爱，大约始于托名汉伶玄的《飞燕外传》，它描写的是汉成帝与飞燕、合德姐妹之间的性爱生活，以后虽有继者，却再是难出其右，描写性爱的成分也渐渐减少。到了明代中晚期，形势发生了急转，大约产生于弘治年间却流行于嘉靖时的《如意君传》，描写武则天和薛敖曹的性生活，虽仍是个宫闱题材，但其大胆与露骨的性描写，却实足地开了明中晚期之后性爱小说之先河。从《三言二拍》到《金瓶梅》，明中叶至清中叶，短短二三百年间，流传于世的性爱小说就有２５０种之多，其间不乏如《金瓶梅词话》、《隋炀帝艳史》、《灯草和尚》、《拍案惊奇》等知名篇什，便是今天读来，充盈其间的也不光是性，其文学性及其在细节描写上的非凡功力，也得以在历史的长河里渐次沉淀，并最终再现出夺目的光芒。

     要说中国古代的性爱小说，《金瓶梅》始终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这不仅因为它是一部最能表现时代、最富有社会性的杰作，同时更因为它的性爱描写有着无出其右的锋芒。这也使得它多年难见于天日，被喻为“毒草”悄然流传于坊下。但其间的性爱描写确实无以尽数，许多细节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既说明了兰陵笑笑生（此翁究竟是何方高人，业内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的精到笔力，同时也成为特定历史时期“封杀”它的最大罪状。以此来观照今天的“身体写作”，不能不让人汗下。他们所描写的赤裸裸的性爱，肉欲横流，毫无美感。

     说到《金瓶梅》，或者是《词话》，另一个问题似乎同样不可不谈。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所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团》意象颇类李渔，较为出类而已。……”鲁迅先生所言其实还道出了《金瓶梅》长足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在此书问世一个多世纪之后，正是批判地继承了《金瓶梅》的艺术经验，《红楼梦》才对性爱小说，进而对中国古代的小说进行了一次光辉的总结与集纳。从性学的角度看，《红楼梦》同样也是一部性爱小说，它不仅有些看似隐晦的性描写，同时更有许多性心理和性观念的表述，便是今天，贾宝玉的名言“女儿是水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云云也仍流传甚广。至于性爱描写，其实也不难发现，如全书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一节，“袭人过来给他系裤带时，刚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凉黏湿一片，吓得忙褪出手来……”“袭人自知贾母曾将她给了宝玉，也无可推脱的，扭捏了半日，无奈何，只得和宝玉温存了一番。”便写了袭人初遇此事的心理反应和初次云雨的心理变化。再如全书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一节，宝玉和薛蟠、云儿等人喝酒行令，吹拉弹唱，内容几乎全和性有关。云儿唱的曲是：“两个冤家，都难丢下，想着你又惦着他。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想昨宵，幽期私定在荼架。一个偷情，一个寻拿；拿住了，三曹对案我也无回话。”这一曲唱的是偷情。而云儿唱的另一曲则直指性交了：“豆蔻花开三月三，一个虫儿往里钻；钻了半日钻不进去，爬到花儿上打秋千。肉儿小心肝，我不开了，你怎么钻？”至于那个薛蟠所行的酒令，更为粗俗不堪，甚至连“一根鸡巴往里戳”这样低俗的语句都出口了，不说也罢。

    扯远了吧。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民族哪怕是我们的老祖先，都从来不缺性文化。只不过这些文化一直入不了主流，“经典文化”里的孔孟程朱、庄老佛禅八竿子也打不到它。然而多年以来，“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着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精神现象。这些“亚文化”或者直接说“性文化”较“主流文化”确实少了些虚幻性和理想性，但它们从来都更贴近于劳苦大众，也更能慰藉低层民众的心灵，从这个意思上来说，“亚文化”或者是“性文化”才得以波澜不竭，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