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不可绝：

   性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是一切生物繁衍的基础。有了性，自然界才有了朝气勃勃的生机，《易．系辞下》写道：“天地絪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孟子．告子上》说：“食、色，性也”，性是人的自然本能，如同饮食一祥，性欲是人的生理需要。”性需求和食欲一样是每个人应该获得满足的最基本要求。《老老恒言》说得好：“男女之欲，乃阴阳自然之道”。在古人看来，人的性欲不仅应该获得满足，而且应该顺应自然界的天地阴阳之道。所以，性与性欲是人的一种本能，是“造化自然之理也”。

     对于人的性的这种生理需要，古房中养生家认为是不能戒绝的。葛洪《抱扑子．绎滞》说：“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坐致壅於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唯有得其节宣之和，可以不损。”强调男女阴阳交合不能人为地压抑，根本的方法是要遵守一定的法度，如果这种需要与欲望受到压抑，那么就会发生疾病，甚至使寿命缩短。《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八．房中补益》写道：“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神劳则损寿。……强抑郁闭之，难持易失，使人漏精尿浊，以致鬼交之病，损一而百也。”孙氏的提法是合乎实际的。未婚男子往往易发生遗精、滑精、精浊等病，其原因是意动神摇，精失闭藏所致。

    关于女子，失其正常的交合亦会致病。《妇科玉尺．月经》写道：“昔人谓精至，十年无男子合则失调；未至十年，思男子合而不得，亦不调，不调则瘀不去，或溃而入骨或变成肿，故云室女忧思积想在心，则经闭而痨怯者多”，接着又写道：“愆期未嫁之女，偏房失宠之妾，寡居之妇，庵院之尼，欲动不能遂，感愤不得言，多有闭经之疾。”可见违背人的正常生理需要，强行压抑情感是有害的。关于这方面的道理，《三元延寿参赞书．欲不可绝篇》指出：“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本，故精盛刚思至，血盛则怀胎。若孤阳绝阴，独阴无阳，欲心炽而不遂，则阴阳交争，乍寒乍热，久而成劳”。可见男女双方的性欲与性要求得不到正常的舒展，受到压抑，就会损害健康。《养生四要》说得好：“夫食、色，性也。故饮食、男女，人之大存焉。口腹之养，躯命所关。……设如方士所说，必绝谷，必休妻，而后可以长生，则枵腹之瘠，救死不赡，使天下之人坠厥宗者，非不近人情之惑钦”，由上可见，无论是从人的正常生理需要分析，还是从养生防病方面衡量，人的性欲与性要求是不宜完全戒绝的。显然这个主张与禁欲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一组调查资料表明，终身不婚与已婚者的平均寿命相比，后者笔前者长。足见古人的见解既合乎人情，也包含科学道理，事实上有节制约的房事有益于男女双方健康，被誉为长寿的秘诀。

    竹简《合阴阳》云：“昏者，男之精将；早者，女之精责（积）。吾精以养女精，前脉皆动。皮肤气血皆作，故能发闭通塞，中府受输而盈。”大意是夜晚，男子的精气旺盛；早晨，女子的精气蓄积。以我的精气补养女方的精气，前阴部位的筋脉都因高度兴奋而得到运动，皮肤平展而气血流畅，所以能够开郁而通塞，故五脏六腑均可受到补益。可见男女交合为什么有益于身体，从这里可以得到悟解。如前所述，和谐的性生活，可使男女双方达到一种艺木享受，首先是心理上的舒展，这无疑有益于身心健康。所以《三元延寿参赞书．欲不可绝篇》说：“圣人不绝和合之道，巨贵于闭密以守天真也”一方面房事不可戒绝，一方面又要有节制，“壮而声色有节者，强而寿”，这对于保持性功能的正常是有益的，进而推迟衰老。有研究说明，人的衰老首先表现为性的衰老，行而有节，保持性功能的正常，就可能延缓人的衰老。这可能就是“欲不可绝”的内在含义。

    所以《素女经》写道：“黄帝问素女曰：今欲长不接，为之奈何？素女曰：不可。天地有开合，阴阳有施化，人法阴阳，随四时。今欲长不接，神气不宣布，阴阳闭隔，何以自补，练气数行，去故纳新以自助也。玉茎不动则劈死其舍，所以常行以当导引也。”禁欲或者独身，对于男女来说都是不可以的，天地有开合，阴阳有施化，人是按天地阴阳的法则，随四时的变化而生活宇宙间的；长期不交接或强制独身，精神意志不能宣畅布达，脏腑气血向阳闭塞阻隔，这是违反正常生理的，不可能达到自我补益，养生延寿的目的。只有经常的吐故纳新，修炼气功，导气下行，才可防止性功能的衰退，阴精深藏。由此观之，欲不可绝是叫人不要禁欲，但宜节之，人“若非佛老之徒，弃人论，灭生理也。构精者，所以续纲常也；寡欲者，所以养性命也”（《养生四要》）。说到底欲不可绝的宗旨仍然是为养生益寿。

欲不可早：

    简要地说，欲不可早是指性生活的开始不宜过早。我国是文明、礼仪之邦，一方面认为男女婚嫁是天经地义的，“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易．归妹》），一方面又反对男女授受不亲，认为这是礼的一种表现。因此从我国传统文化来说，婚姻的开始，才象征着夫妻两性性生活的起始，洞房花烛夜才是性生活的起点，一夜之间处女变成了妇女。从这个意义上说，欲不可早的内涵是不宜早婚。

     古人早就观察到，人的生殖能力与性机能和性器官的发育要经过一个相对教长的时期，才能完全的成熟，而生殖能力的具备，并不意味着性生活的条件已经形成。前已述及，《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二七天癸至，月事以时下；男子二八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可能有子。因为在这个阶段，男女天癸至，已具备了生殖能力，阴阳交合也可能有孕育。但是人的性机能与性器官并未完全的发育，是不宜结婚，而过早的结束性生活的。只有到了男女肾气平均，真牙生而长极，标志着男女性的发育已经成熟，这时才考虑婚嫁大事。所以南齐《褚氏遗书．问子篇》写道：“合男女必当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聚；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阴阳完实……”现已证实，在这个年龄结婚是合乎生理要求的，而且从男女性机能的发展、变化而言，男子大于女子十岁左右，也是合乎男女生理实际的。可见，从生理发育看，女子天癸未裕，不可近男色；男子方苞未开，不可近女色。

    人们都十分清楚，结婚就意味着新的家庭的诞生，意味着生儿育女，意味着要承担起做父母的责任。这不仅仅是具备了婚嫁的生理机能所能解决的，需要知识与才能，需要社会实践经验，需要处理各种大事的独立决断能力，因此，必须具备心理与社会应激能力。然而这种知识与才能的积累，心理素质的提高，古人认为也要经历几个阶段。《礼记．曲礼》说：“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有室即妻室。因为这时“男子三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厦，行孝地，博学不教，内而不出……始理男事”（《礼记．内则》）。对于女子来说，则应具备“通于织纫纺绩之事，文章之美，不若是则上无以孝于舅姑，而下无以事夫养子”。这就是说，男女婚嫁时应当获得独立于社会的能力，能够担当起做父母的责任。古谓“三十而立”。在事业取得成就，在身体上有最充实的发育，才考虑婚嫁大事，于国、于家、于己都是有益的，这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古人认为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三而嫁，是最适宜的婚龄。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科学的。因为他不但包含了身体发育方面的内容，而且考虑到了人的社会实际能力。我国目前法定的结婚年龄下限是男子二十二岁，女子二十岁，更鼓励与提倡晚婚、晚育。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

    但崇尚多子，又是上古的遗俗。在我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信条影响极为深远，至今仍象一个幽灵在人们心中徘徊，以历代皇帝为代表的上层统治阶级，为了“重国广后嗣”，专门娶未成年的少女为妾，希望子孙繁衍昌盛。但往往事与愿违。道理在于“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褚氏遗书．问子篇》）。笄是妇女束发用的簪子，女子到了十五岁方能插上簪子，以发型作为许嫁的象征。未笄既未成年的少女，因未发育完事，阴精早泄，所以不孕。关于这一点，《景岳全书．子嗣．十机》指出：“童稚乃女子之时机也。方包方萼，生气未舒，甫童甫笄，天癸未裕。曾也有未实之粒可为种不？未足之蚕可为茧不？强费心力，而年衰者能待乎？其亦不知机也矣。”所谓时机，就是指掌握男女双方发育成熟的蚕能吐丝作茧。这里没有把握住胎孕的时机。少男少女，发育没有成熟，等于花还只是花苞或花蕾时，生发之气没有舒展，肾精肾气没有充裕。没有见过尚未成熟的果实可作种子用，也未见过尚未成熟的蚕能吐丝作茧。这是没有把握住胎孕的时机，所以不孕。即使偶尔受孕，“而子脆不寿”，不合优生原则。故此甫童甫笄，不能破阳太早，不能泄阴太早。

    尤令人忧虑的是男女“交合太早，破丧天元，乃夭天由”。男子以精为本，妇子以血为本。“男破阳太早，则伤其精气；女破阴太早，则伤其血脉”，精伤及肾，血伤及肝，肝肾亏损，根本不固，是罹患疾病的缘由。而且这种病理性的损害，不只限于年少之时，至壮年、至老年还会表现出来。《万氏家传养生四要．寡欲》指出：“今之男子，方其少也，未及二八而御女，以通其精，则精未满而先泄，五脏有不满之处，他日有难形状之疾。至于半百，其阳已痿，求女强合，则隐曲未得而精先泄矣。及其老也，其精益耗，复近女以竭之，则肾之精不足，取给于脏腑，脏腑之精不足，取给于骨髓，故脏腑之精竭，则小便淋漓，大便干涩，髓竭则头倾足软，腰脊酸痛，尸居于气。”所以“年少之时戒之在色”，是颇有见地的。

    阴阳和合，男女交媾，乃自然之道。但男子必三十而有室，女子必二十三而嫁，于养生延年，乃孕育优生都有益处。方苞方萼，生气舒展，男阳女阴，天癸充裕，方可近男女，女思男，所以“欲不可早也。”

欲不可强：

    欲不可强的提法，首出《三元延寿参赞书》：“《素问》曰：因而强力，肾气伤及，高骨乃坏。注云：强力入房也。”人类的性活动虽然是一种自然本能，不能压抑，只能顺其自然之性而加以调整，但也不能超越男女本身所应具备的条件，包括身体条件、心理因素以及社会环境等，而勉强行房，不能为之而为之，不可为之而为之，就是所谓强力入房。按此引伸之，凡身体不具备交合的条件而为之者，属之；身体瘦弱，阳事不兴，嗜服丹石助阳之品而益之者，属之；意欲不合而强用之者，属之；阴茎不坚挺而强行同房者，属之；男子阳物坚挺，久刺不已，女情已过，阳兴不休者，亦属之，还可举出一些。显然，这些行房的方法不合房事法度，不仅不可能使夫妻双方神和意感，情洽意美，而且主要的对双方身体与心理健康带来不少损害，与房中养生的主旨相差甚远。所以《玉房指要》大声疾呼：“勿高自投掷，颠倒五脏，伤绝脉络，致生百病也。”

     关于强力行房的害处，古房中养生家不惜笔墨，铺陈于书。《三元延寿参赞书．欲不可强篇》写道：“强力行房则精耗，精耗则肾伤，肾伤则髓气内枯，腰脊不能俯抑……书云：阴痿不能快欲，强服丹石以助阳，肾水枯竭，心火如焚，五脏干燥，消渴立至。近讷曰：少水不能灭盛火，或为疮痈。”不顾身力条件，而强行交合，使精液耗伤，肾藏精，生髓，精伤及肾，损髓，腰为肾之府，故腰痛不能曲伸。本来阴茎痿软，企图一时之快，嗜服丹石热药，一则以壮阳快欲，一则企图长生不老，结果所得其反，误了性命。至孙思邈才大声呼吁，力戒丹石热药，使后来者不重道覆撤。

    夫妻性生活贵在和谐、欢畅，男欲而女应，女欲而男从。如果一方欲为，而另一方心欲不从，勉强交合，于健康有害。《玉房秘诀》：“心意不欲而强用之，则汗泄气少，令人心热，日冥冥”，列为其损之一，故应尽力避免。《景岳全书．子嗣．十机》亦写道：“阳强阴弱则畏如蜂虿，避如戈矛；阳弱阴强，则闻风而靡，望尘而北。强弱相凌，而道意合者鲜矣。”男强女弱，则女畏男；女强男弱，则男惧女，此时强行交合，能成功者实在少见。这也是“欲不可强”内涵之一。解决的方法是男女双方要善于抚慰，激发起彼此的性欲与性兴奋，聚精会神，务得其心。

    但是，对于男子来说，由卒暴施泄、交接不从容和缓，而致损伤者最为多见。《千金方》“男子盛衰，何以为候？彭祖曰：阳盛得气，则玉茎当热，阳精浓而凝也。其衰有五：一曰精泄而出，则伤气也；二曰精清而少，此内伤也；三曰精变而臭，此筋伤也；四曰精出不射，此骨伤也；五曰阴衰不起，此体伤也。凡此众伤，皆由不徐交接而卒暴施泄之所致也。”意思是说，男子体质壮盛，性兴奋时，阴茎充血勃起，而有温热的感觉，所泄的精液浓稠而凝滞。男子精气虚损的情况有五种，一种是精液易出，这是气伤的表现；二是精液清淡而量少，这是肉伤的象征；三是精液颜色改变而有臭味，这是筋伤的反映；四是精液自动滑出，而不是射泄的，这是骨伤的结果；五是阴茎痿软，不能勃起，这是阴茎的本体受到损伤。这几种情况，都是交接时动作粗暴，急上急下，仓促泄精所致。以上孙氏所述，并非危言耸听，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文化程度教低，缺乏必要的修养，加上性的知识贫乏，交接不得体者并非少见。

    从交接的法度分析，男子的强力行房还表现在，“阴不坚而强用之，中道强写（泄），精气竭”，这也是不合节度的。《玉房秘诀》写道：“意贪交接而茎不起，可以强用不？玄女曰：不可以”。仅有交接的欲念，而神气未至，阴茎未能竖起，是绝对不能交合的，否则就导致精气竭绝。

    此外，男子强力行房，对于女子亦有害。例如玉房尚闭不开，而强刺之，则伤肺；男子阳而不兴，久刺不已则伤腹等。其中究竟有无必然的因果联系，则似还有待于实践资料的进一步证实，但这种不正确的交接方法于健康有害则是肯定无疑的。

    《三元延寿参赞书．欲不可强篇》写道：“书云：勉强房劳者成精极、体瘦、惊悸、梦泻、遗沥、便浊、阴痿、小腹里急、面黑、耳聋。真人曰：养性之道，莫强所不堪尔。抱朴子曰：才不遗，强思之；力不胜，强举之，伤也。甚矣，强之一字，真戕生伐寿之本。……欲强之，元精去，元神离，无气散，戒之”。由此观之，强力行房百害而无一利，其根本的原因是强力交合，使精去、神离、气散，所以要极力戒之。这对于贪图淫佚者，是最好的清醒之剂。

欲不可纵：

    “欲不可纵”是我国古代房中养生学的重要内容，简单的说，就是人的性行为不可放纵，要加以节制。这个观点对于人们树立正确的性观念，科学地指导夫妻间的性活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众所周知，从秦王朝开始至满清帝国的灭亡，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乃至解放之前，淫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始终契在；社会的上层，以历代帝王为代表实行无限制的多妻制，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而美其名曰：“重国广继嗣”，实际是贪图淫乐；在社会的下层，则娼妓盛行，给整个社会文明时罩上了一层阴影。针对这种社会的腐败风俗，我国古代的房中家、养生家、医学家，以及道家都主张房事不可放纵，要节制，并代代相承，屡有发展，成为我国古代房中养生的重要法则。为着把问题说清楚，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叙述，即纵欲的含义；淫风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现象；历代房中养生家对欲不可纵的见解，纵欲的危害及其病理机制；怎样才能达到节欲，即节制性生活的基本措施。

    关于纵欲的认识。有节制的房事生活，有益于男女的身心健康，这是众所公认的；而纵情色欲，轻则致病，重则损寿，亦为事实所证明。但关于纵欲的解释并无确定的含义。古人认为合男女必有一定的法则，凡违悖房事节度，超越自身的身体与心理条件，贪求淫乐者，即为纵欲，例如婚外的乱伦，无疑是纵欲的范畴。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性行为过于频繁。我国古代房中养生家、医家出于固护精液，以养生延年的宗旨，对男女交合的频度都曾有过规定。

    《玉房秘诀》写道：“人有强弱，年有老壮，各随气力，不欲强快，强快即有所损。故男子十五盛者，可一日再施；瘦者一日一施；年二十盛者，日再施，嬴者一日一施；年三十盛者，可一日一施，劣者二日一施；四十盛者三日一施，虚者四日一施；五十盛者五日一施，虚者十日一施；六十盛者十日一施，虚者二十日一施；七十盛者三十日一施，虚者不泻”。意思是访问，欠的身体有强弱之分，年岁有老少之别，应根据各自的身体条件，而决定行房的次数。一般来说，不应该贪图淫佚，强行的追求就会带来损害。所以男子十五岁，身体强壮的，可一日泄两次，虚弱的一日一次；二十岁，身体健康的，一日泄　两次，虚弱的一日一次；三十岁，身体壮实的，可一日泄一次，身体不好的，四日泄一次；四十岁身体好的；三日泄一次差的四日一次；五十岁，身体好的可以五天泄一次，差的可以十日一次；六十岁身体健康的，十天泄一次，虚弱的二十天泄一次；七十岁身体好的三十天泄一次，虚弱的就不要泄精了。

    按照人的生长发育过程，以年龄为标准，以身体强弱为依据。而决定行施施泄的频度，是可取的。《千金要方．卷二十七．房中补益》云：“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年三十者，八日一泄；年四十者，十六日一泄；年五十者二十一日一泄；年六十者，闭精勿泄。若体力犹壮者，一月一泄。”孙氏的主张较为保守，而且仅以年岁为根据，可信的成分少。《医心方．施泻篇》写道：“年二十常二日一施，三十三日一施，四十四日一泄，五十五日一泄，年过六十以去，勿复施泄。”完全按照年龄的变化，而规定交合的频度，似属呆板，其态度更为谨慎。由上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同房施泄频度，认为应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在不同的年龄层次，标准是不相同的；而其差别的依据，就是体质强与弱、阳气盛与衰。此外，还要考虑到季节的差异。《医心方．卷二十八．房内》引《养生要集》云：“春三日一施精，夏及秋天一月再施精，冬令闭精勿施。夫天道冬藏其阳，人能法之，故能长生，冬一施当春百。”意思是说，春天三天泄精一次，夏季与秋季一月泄两次精，冬季就要固守精关，不要施泄了。自然界的规律是冬季使阳气深藏，人能够效法它，就能长寿，冬天泄一次精等于春季泄一百次。

    如前所述，古人对行房施泄频度的规定，完全立意于房中养生，现今仍的参考意义，尤其是《玉房秘诀》的规定，更有实际价值。如果从施泄频度分析，在不同的年龄层次，不顾体质条件，超越正常的施泄频度，而行房过多的，均可视为纵欲，狭义的理解，凡贪色者谓之淫，婚外的两性乱伦，无疑是纵欲的表现。

    有趣的是，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与医学、养生学共体联枝，而且渗透到政治、哲学、礼仪、文学等形态与观念中。据有关史料记载，淫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初民社会就已经契在。我国先秦时期，由于性规范不那么严谨，淫风还多少带有一点恋爱的色彩。而自秦统一中国后，淫乱就变成赤裸裸的纵欲。

    历代帝王都盛行多妻纵欲，并且作为一种制度沿袭下来，兹举其较典型数例：“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后汉书．后纪>)隋炀帝“密诏江淮诸郡，阅视民音童女姿质端丽者，每岁贡之．
(隋书．炀帝纪》）王莽则“遣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汉书．王莽传》）晋武帝“博选良家以充后宫，先下书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使使车，给驺骑，驰传州郡。……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晋书．武元杨皇后传》）汉桓帝“多内幸，博采宫女至五六千人。“（《后汉书．桓帝邓皇后纪》）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宫嫔大率至四万”。

    甚至多妻纵欲还不够，还要乱伦。历代帝王风流艳事不乏其例。清人史梦兰曾有诗云：“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宋徽宗之暗通妓女李师师，是历史上著名的帝王艳事之一；宋理宗也在1253年元夕“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绝伦，帝爱幸之。”（《东城杂记》）至了明代中后期，明代帝王的滥淫，代不乏人，一代超过一代，花样百出。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就有方士胡僧以献房中行乐的秘方获贵。《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载：“嘉靖年间，诸妄幸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戎耳。

    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休，遂不能视趄。“这位穆宗阳寿仅36岁。服食丹石热剂，助发阳物，纵欲行乐，自秦始习已成癖，唐孙思邈大声疾呼禁服此类热药，但有禁不止，至明皇达其高潮，这是历代帝王纵欲又一个方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臣僚仿效者无疑，就不少文人学士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蓄养侍妾姬人亦不甘人后。唐代韩愈是“道统”自命之人，况且36岁时已经“两视茫茫，白发苍苍，而牙齿动摇“的衰病夫子，家里也有绛桃、柳枝，皆善歌舞。白居易曾写了《上阳白发人》这样“悯怨旷也“的诗篇，且又甚爱其妻，家里也有歌伎樊素、小蛮等多人。韩、白不是风流才子，况且如此，其他就不言而喻了。

    明代文人学士的风流艳事更是屡见不鲜。当时的江南名士、戏曲家何元朗在宴客时，脱下妓女的绣鞋行酒，而被目为文坛泰斗的王士贞居然“作长歌经纪之“。就是连大名鼎鼎的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曲大师汤显祖，得知屠隆患恶病（性病）时，亦定诗以“情寄之疡“。淫风之剧，社会风气之败落，由此可见一斑，从上层阶级家中蓄养侍妾至娼妓的出现，并无一条鸿沟。据史书载，娼妓的出现，可能始于汉。据传汉武帝为了收买军心，始置营妓，以侍军士之无妻室者“（《汉武外史》）。

    从唐代起，有官妓和家妓。官妓以歌舞为业，或专为官员们宴会助兴。唐代士人与歌妓相恋者极多，其中也有发生性关系的，多半是才子佳人互相倾慕的结果，与一般妓女与嫖客的关系有所不同。到了宋代，官妓和家妓皆极盛行，官僚、士人与官妓的关系已不限于诗酒应酬，发生性关系者大有人在。至明代，以嬴利为目的的妓院日渐兴盛。娼妓的出现使人们的性关系罩上了一层阴影，给纵欲者提供了条件，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淫风不论来自上层的无限制的多妻，还是来自下层的娼妓盛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曾长期契在。与此同步，反对纵欲的见解，亦每每见诸于房中养生专著中，并逐渐形成为我国古代性医学有关性保健的重要法则之一。

    先秦时期，对于色欲问题亦有所涉及。孔子《论语．季氏》云：“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示意青年人不要贪图色欲。《吕氏春秋．情欲篇》指出：“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坚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主张情欲应有所节制。西汉枚乘“七发“视纵欲为“腐肠之药”，等于“戏猛兽之爪牙也”。马王堆汉墓医书中的《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都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房中养生学专著，认为节制性生活，能收到“行年百岁，贤于往者“的效果，《汉书．艺文志》写道：“房中者（性情）[惰性]之极，至道之标，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

    传曰：‘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节制房事者则和平寿考”，纵欲者轻则发生疾病，重则损伤寿命。这一思想，一直为以后的房中著作所遵循。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对纵欲有精辟之见，指出“若纵情恣欲，不能节萱，则伐年命。”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对房事的目的阐述十分清楚，“然此方之作也，非欲务于淫佚，苟求快意，务契节欲，以广养生也。棵苟欲强身力，幸女以纵情，意在补脑以遣疾也。此房中之微旨也。”反对纵欲是对的，但“补脑”之说纯属主观的推论；如果“兼饵补药，倍力行房”，势必更糟糕。

    《医心方》集我国房中著作之大成，所论涉及范围广泛，参纵欲的害处亦有精采之笔，“极情逞欲，必有损伤之病”。宋代理学盛行，房中之术走向低谷，有关房中论述者属高论的少。元李鹏飞《三元延寿参赞书》专列《欲不可纵篇》，对纵欲的害处说得淋漓尽致，“乐色不节则耗精，轻用不止则精散”，“欲多则损精”，“恣意极情，不知自异，虚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