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性自由度较大的原因

    性自由和贞操观是性问题上方向相反的两个极端。贞操观应该说是阶级社会对

女子的压迫，因为女子是男子的私有财产，不能让别人染指；同时为了确保财产能

传至出自自己血统的子女手中，所以严格要求妻子的贞洁。而对男子来说，是从来

不讲什么贞操的。

    唐代女子的贞操观念完全不像宋代以后要求那么严酷，社会上对这方面的要求

相当宽松，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性生活的自由度相当大，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正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代的唐朝，封建礼教远没有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酷

的地步。作为统治者禁锢人和人性的工具的封建礼教，本来是随着统治阶级的需要

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统治者总是越到末世，才越感到有把人们的头脑、身体、七情

六欲都管起来的必要，于是礼教也就愈加严格、周密而强化。从先秦到唐代，虽然

在各代都不断有人出来倡扬女教，但统治阶级对这方面的束缚需要还不那么凄切。

尤其是唐代，由于高度繁荣昌盛，统治者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所以在性以及其它

方面的控制更为宽松。

    第二，唐代有一段相当长的太平盛世，生产力发展较快，人口增加较多，整个

社会比较富裕。在人们衣食足、生活稳定的情况下，必然会较多地追求生活中的享

受与快乐，包括性的欢乐。这是人们固有的需求层次的递升与变化。古人说：“饱

暖思淫欲。”如果我们把“淫欲”理解为爱情与性（禁欲主义者总是把人们正常的

爱情与性的需要斥之为“淫欲”），那么，这句话是个真理。饱暖是人的第一需要、

基本需要，一般说来，当这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人们较少地去追

求爱情、性、自尊、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要；生活富裕了才会更强烈地去追求其

它。

    第三，唐代是一个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时代。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的

少数民族的血统，他们曾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生活，又发迹于鲜卑族建立的北

魏， 尔后直接传承鲜卑族为主的北朝政权， 所以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

“胡化”很深，唐统一天下后，就将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带到中原。宋朝的朱

熹曾攻击唐朝“闺门不肃”，“礼教不兴”，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

之事不以为异。”这也是实际情况。同时，唐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及国际交流空前

频繁，气魄宏大的唐朝对所谓“蛮夷之邦”的文物风习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许

多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还比较原始，女性地位较高，性生活比较自由，这些文化习

俗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十分强烈，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地冲击了中原

汉族的礼教观念。

    二、唐代性自由度较大的表现

    唐代社会的性自由度较大，主要表现在婚前性行为较多，婚外性行为较多，离

婚和再嫁比较普遍这三个方面：

    １．未婚者私结情好

    从总的看来，唐代的婚姻缔结主要还是媒妁婚，要遵从父母之命。但是，未婚

男女私结情好的事较多，这表现出唐代人对爱情和性追求的勇敢和大胆，对封建礼

教的反抗，对人性自由发展的向往。

    从史书和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见到，唐代民间妇女自由恋爱、自由结

合的事是比较常见的。“娼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些

诗歌都写出了劳动妇女自由的爱情生活。她们长年在外劳动，与男性交往较多，礼

教观念淡薄，感情自然纯朴奔放，所以自由恋爱的事较多。

    至于一些中上层的女子，这类事也不少，而且社会并不过分谴责。例如，大历

中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叹曰：“才子佳人，

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台州女子肖惟

香与进士王玄宴相恋，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唐代的许多传奇小说都描写了这一

类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结合的故事。后世广为流传的《西厢记》出自唐代的《莺莺

传》，莺莺和张生私通，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结局也并不像后世所改成的有情人终成

眷属，而是莺莺另嫁，张生另娶，后来两人还有诗赋往来。从《莺莺传》中还可以

看出，当时人们对此并不以为怪，只是说张生太忍情了些，而且作为佳话韵事传颂

不已。由此可见，唐人对子女婚前贞操并不十分计较，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

遍览唐人传奇、笔记，闺阁少女或女仙、女鬼“自荐枕席”的事俯拾皆是，这正是

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

    当然，也决不能认为唐人都提倡婚前性行为，只是对此看法不苛而已。有些文

人、学者对婚前“失贞”还是有所谴责、有所劝诫的。例如诗人李商隐曾批评当时

的世风说：“女笄上车，夫人不保其贞污”，意思是新娘子不一定是处女。白居易

还有《井底引银篇》的长诗专写小家女“淫奔”的事：

    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

    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暗合双鬟逐君去。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

    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

    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

    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

    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

    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

    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李商隐的诗是对世风不满，白居易的诗是为了警诫世人，但从另一方面也可看

到，当时私合、私奔的事是不少的。

    至于当时男女爱情的基础，当然不可能像现代那样要求志同道合，而还是脱离

不了“郎才女貌”的模式。女子爱慕的对象往往是风流才子，男子爱慕的对象往往

是绝代佳人。“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这就是典

型的唐代男女的恋爱观。

    ２．已婚者另有情人

    在唐代，不仅婚前性行为发生较多，而且婚外性行为也发生较多，不仅如第一

节所述的宫廷生活如此，而且民间也是如此。

    例如，贞元中，文士李章武寄宿于华州一市民家，与房主的儿媳相爱交欢并且

生死不渝。贵族姬妾达奚盈盈私藏少年男子于房中，官府寻人，她便教给情人告诉

官府此处人物、食品等情况如何，使唐玄宗误以为是藏在虢国夫人之家。后来，玄

宗戏问此事，虢国夫人并不否认，只是大笑而已。维扬大商人之妻孟氏在家中吟诗，

一少年入门而言：浮生如寄，年少几何，岂如偷顷刻之欢。于是孟氏就和他私合。

长山赵玉之女一日独游林薮，见一锦衣军官十分英武，便说：我若得此夫，死亦无

恨。军官说：暂为夫可乎？赵氏说：暂为夫亦怀君恩。于是二人在林中欢合而别。

    以上都是唐人笔记中的故事，反映了大量的现实生活。在唐人笔下，不仅前代

后妃、美人、西子、王平等纷纷化鬼作仙与今人同衾共枕，就连织女也丢下牛郎，

夜夜到人间与情人私会。情人问她怎么敢丢下牛郎独自下凡，织女却说：关他何事？

况且河汉隔绝，他也不会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用担忧。这些事虽属子虚，但都

反映出唐人的一种性开放观念，唐人对婚外性行为并不认为是奇耻大辱，反而当作

风流韵事。

    当时的社会风气，对妻子的贞节要求不那么严格，对婢妾就更无所谓了。当然，

如果婢妾与人私通，主人发现后也会大发雷霆，严格惩罚，但这可能主要是由于自

己的尊严被侵犯了，而婢妾的贞操还是次要的。如《隋唐佳话》中载一隋时的故事

说：

    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隋政。素功臣豪侈，后房妇女，锦衣玉食千人。

德林子百药夜入妻室，则其宠妾所召也。素俱执于庭，将斩之。百药年未二十，仪

神隽秀，素意惜之，曰：“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吾意当免汝死。”后解缚

授以纸笔，立就，素览之欣然，以妾与之，并资从数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