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代，礼教的推行与普及程度，尤炽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几乎达到了一

个顶点。可是，娼妓也更炽于前朝而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样，就出现了礼教与娼

妓并行于世的社会怪现象。同时，地方官妓由于政府的禁止和革除而结束了她们的

风流使命，而市妓却代之而起，日益蔓延。

    一、明初的禁绝官妓

    在明太祖时，曾设官办妓院，如刘辰《国初事迹》载，明太祖设富乐院于乾道

桥，以大火复移武定桥。以后，鉴于一些官吏沉溺于此，政多废弛，于是下令严禁

官吏宿娼，违者重罚，于是，妓院就只对商贾和一般士民开放了。如侯甸的《西樵

野记》云：“国初于京师尝建馆十六楼于聚宝门外，以宿商贾。时虽法度严密，然

有官妓，诸司每朝退，相率饮于妓楼，咏歌侑酒，以谋斯须之欢，以朝无禁令故也。

厥后漫至淫放，解带盘薄，牙牌累累悬于窗槅，竟日喧呶，政多废弛。于是中丞顾

公佐始奏革之。故挟妓宿娼者有律耳。”

    禁止官吏宿娼，是由于皇帝采纳了臣下的建议，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禁止，

是很严厉的，“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其风遂绝。”刘辰

的《国初事迹》记载了当时有一个名叫马合谋的官员去富乐院宿娼，事情败露后，

明太祖对他进行了严厉惩处，同时又推而广之，惩办了相当数量的官员。

    这当然是一种性控制，这种性控制反映出许多社会矛盾。官员可以合法地拥有

三妻四妾，在私生活上可以满足其性欲需要，可是却不得像市民那样去狎妓——这

种礼教和娼妓并存的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

    从本质上看，正如恩格斯所形象地指出过的那样，在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中，

妻、妾与妓女的区别在于，妓女是“计件”工作，是“零售”，而妻、妾则是丈夫

召之即来的永远的奴隶。官吏可以按其权势的大小，妻妾满堂，所以不必狎妓。

    同时，封建统治阶级也要在表面上维护政府的形象和“父母官”的形象。封建

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贵贱不可相通，妓女的地位等同贱民，所以官吏不得与之

私通。因为，“通”则“同”，“父母官”一嫖妓，尊严全无，等级就不再存在了。

而那些商贾市民、下里巴人，反倒不受限制，可以纵情寻欢。

    看来，明太祖禁止官吏宿娼的主要动机也在于此。他是个开国皇帝，颇想总结

一些前朝覆亡的教训以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求官吏不贪财、

不贪色也是其措施之一。他设立了富乐院，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但又“禁文武官

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这就表明，官方认为出入这些场所不

是正人君子所为，但是作为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以及某种文化的需要，又允许

它合法地存在，并向公众开放。这种矛盾的做法自然不可能淳风俗、美教化、正人

伦。明代以后，娼妓盛行，世风日下，“风俗淫靡，男女无耻”，影响十分明显。

同时，对官吏来说，这禁令基本上也是禁而未止，作为被限制宿娼的官吏，尽管其

性欲要求可以通过三妻四妾来满足，但是有些人还追求一种性的浪漫情调（正如宋

徽宗微服出行与李师师幽会那样），由于这种浪漫情调被压制了，反而千方百计地

去偷吃禁果。

    这种法令虽严、官吏狎妓照旧的情况在史书上也有记载。当时有以宰相之尊而

挟妓侑酒者，如《尧山堂外纪》云：“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当国时有一妓

名齐雅秀，性极巧慧。一日令侑酒，众谓曰：‘汝能使三阁老笑乎？’对曰：‘我

一入便令笑也。’及进见，问来何迟。对曰：‘看书。’问何书，曰：‘烈女传。’

三阁老大笑，曰：‘母狗无礼。’即答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一时京中

大传其妙。”如以此事与明太祖的禁令相比，这种高等的“父母官”简直太不成体

统。把统治者的脸面丢尽了。

    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还记载：“今上辛巳壬午间（明神宗万历九年、十年）

聊城傅金沙光宅以文采风流，为政守洁廉，与吴士王百谷厚善，时过其斋中小饮。

王因匿名娼于曲室，酒酣出以荐枕，遂以为恒。王因是居间请托，橐为充牣。癸未

甲申间（明万历十一年、十二年）临邑邢子愿侗以御史按江南。苏州有富民潘璧之

狱，所娶金陵名妓刘八者，亦在议中。刘素有艳称，对簿日呼之上，谛视之，果光

丽照人，因屏左右密与订，待报满离任，与晤于某所，遂轻其罪，发回教坊。未几

邢去，令人从南中潜窜入舟至家，许久方别。”

    《敝帚斋余谈》还认为这是一种风流韵事，它说：“二公俱东省人才，名噪海

内，居官俱有惠爱，而不矜曲谨如此。”但是，从本质上看，这种情况，充分显露

出封建统治阶级的虚伪，显示出阶级社会中的一种文化意蕴。

    二、明代妓女之盛

    明代中叶以后，娼妓越来越繁盛。严思慎的《艳》云：“明万历之末，上倦于

勤，不坐朝，不阅章奏。辇下诸公亦泄泄沓沓。然间有陶情花柳者，一时教坊妇女，

兢尚容色，投时好以博赀财。”这正是社会日益腐朽衰微的表现。谢肇浙《五杂俎》

也说：“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

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

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

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又有不隶

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这里叙述当时‘娼妓满

布天下”，大都市成百上千，其他偏僻地区往往也有。有的妓院归官府管理，官府

要收娼妓税，号称“脂粉钱”，犹如后世的“花捐”；而那些不隶属于官府的私人

妓院就不可胜数了。

    明代妓女之盛，首推南北二都（北京、南京）。《新都梅史》描述北京的妓女：

“燕赵佳人，类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朝建县，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

袭染熏陶，其艳惊天下无宜。万历丁酉（二十五）到庚子（二十八）年间，其妖冶

已极。”至于南京，则有更多的记载，如钱牧斋《金陵社夕诗序》云：“海宇承平，

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这是指万历前后数十年间事。余

怀《板桥杂记》云：“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松、重泽、来宾，

称一时之盛事。”又云：“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潇洒词人，

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投也。其间风月楼台，尊罍丝管，以及栾童狎客，杂妓

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

平铁石为肠，不能不为梅花作赋也。”这里所描述的是嘉宗天启至崇祯十七年间南

都坊曲之概况。当时举世艳称的名妓如朱无瑕、郑元美、马相兰、赵令燕、顾媚、

董白、柳如是、李香等人，都是白门翘楚。

    明代的妓女之盛，除南北两京外，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如大同的“婆娘”、扬

州的“瘦马”，都很有名。《五杂俎》云：“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

而妇女之美丽， 什物之雅好， 皆边寨之所无者。市款既久，未经兵火故也。谚称

‘蓟镇城墙’、‘宜府教场’、‘大同婆娘’为三绝云。”可见，大同的妓女竟成

为当时大同的一个地方特色了。《五杂俎》也描述了当时的扬州：“维扬居王下之

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固因水泽气多，亦其秀淑

之气所钟，诸方不能敌也。然扬人习以为奇货，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

画琴棋之属，以邀厚值，谓之‘瘦马’。”扬州多妙女佳丽，崇祯田皇后也是“瘦

马”出身，扬州“瘦马”之众，可想而知。

    还有一些资料记载了当时妓寮的具体情况，例如《陶庵梦忆》：“广陵二十四

桥风月，邗沟尚存其意。渡钞关横亘半里许，为巷者九条。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

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

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傍晚膏沐薰烧，出巷口

倚徒盘躅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茶馆酒肆岸上纱灯百盏，诸妓掩映闪灭于其

间。皰盩者帘，雄趾者阈，灯前月下，人无正色，所谓一白能遮百丑，粉之力也。

游子过客，往来如梭，摩睛相觑，有当意逼前牵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肃客先行，

自缓步尾之，至巷上有侦伺者，向巷门呼曰：‘某姐有客了。’内应声如雷，火燎

即出，一一俱去，剩者不过二三十人。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