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大约 1/4 的中国成年男女曾跟不只一人发生过性行为。”7 月3  日，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
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发布了这个有些“耸人听闻”的调查结果。一时间，有人鼓掌叫好，称这是中
国“性革命”的“赫赫战功”；有人不以为然，深为社会道德的“沦陷”而担忧；还有人红着脸不置可否。
而潘绥铭教授在接受《生命时报》记者采访时更“语出惊人”地宣布：“中国的性革命已经基本上成功了。”

 【中国人“多伴侣”现象增长明显】

   潘绥铭的此项调查是在2006 年7 月—11 月间进行的，共有6010 名 18—61 岁的中国人接受了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婚前性行为”、“同性恋”等众多敏感话题。其调查结果已于今年 5 月 1  日开始在人民大
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网站上逐步公布。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当属 7  月 3                   日公布的这份“中国人的多伴侣
情况”调查结果。

   所谓多伴侣，是指一个人到现在为止，与一个以上的异性发生过阴道性交或者肛门性交。2006 年，
中国人“多伴侣”的发生率已经达到25.3%；而在2000 年潘绥铭所做的调查中，其发生率为 16.8%。这
表明，从2000 年到2006 年，发生“多伴侣”状况的人平均每年增加7%，这个增幅已经赶上了我国医院
门诊和住院病人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另一位性学专家、中国首家性文化博物馆创立人刘达临教授的调
查则显示，在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国“多伴侣”的发生率仅约 6%。

   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对20 年来的这一变化感到高兴，有些人一听到“多伴侣”就咬牙切齿，因为
他们马上联想到了“婚外恋”或“滥交”这样的字眼。不过，潘绥铭指出，“多伴侣”的内涵并不如此简
单，它还包括再婚、试婚分手等多种可能。虽然这些“多伴侣”状况有的在情在理，有的遭人非议，有
的甚至违法，但毫无疑问，其发生率的迅速增加，都代表着同一件事情：人们对于性关系的看法越来越
开放，越来越宽容。

 【女性革命成果展现】

    中国人“多伴侣”状况还存在两个明显特征。第一，男性、省会与直辖市居民、30—39 岁人群、企
业家、高收入者、试婚或未婚同居者的“多伴侣”发生率较高，其中以城市的男性企业家最为突出，高
达 68.4%。第二，女性、40—49  岁人群、农村人口、低收入者的发生率增长迅速，例如女性平均每年增
长 13%，增速远超男性的4.6%。

   第一个特征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该人群手中握有的“资源”让他们可以更少顾忌地去实现“多
伴侣”。只不过，男性的资源是社会、历史、文化赋予他们的“性关系”强势地位，年轻人群的资源是青
春崇拜，企业家和高收入者的资源则是足够的金钱。

    引发第二个特征的原因则较为复杂。“例如，女性‘多伴侣’现象增长快跟女性自我意识的增加有关。”
潘绥铭说，“城市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农村女性进入城市的数量也在增加，她们更容易接触、学
习到新文化。当她们意识到自己不再是生儿育女的工具，更不是单方面“为男所用”的性对象时，她们
找到了自己身体的存在意义——追求快乐、追求爱情无疑是其中之一——于是，发生‘多伴侣’的几率
自然会增加。”潘绥铭的此一观点与2005  年北京零点指标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的“中国城市居民
多性行为”主题调查不谋而合，该调查也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发生“多伴侣”的几率就越大。

    “此外，女性的这种变化还有一个宏观条件，就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这个政策让性生活和
生孩子实现了相对分离。想想看，女性在其一生中不用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去反复怀孕、分娩、抚养孩子了，她们自然能够拿出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关于‘性生活’的事情。而且，由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避孕、
人工流产方便化，也让人们在追求‘多伴侣’时少了后顾之忧。”

 【性行为革命才是真正的“性革命”】

    “很多人认为，性革命就是‘多伴侣’、‘婚前性行为’这些内容，其实并非如此。”潘绥铭表示，性
革命包含的内容很广泛，以“多伴侣”、“婚前性行为”为主的性关系革命不过是其中之一。真正最全面、
最深刻的性革命，应该是性行为的革命。它包括性爱抚总量的增加、性生活方式的种类越来越多、性生
活越来越美满等。“即使你有成千上万个性伴侣，但你的性生活依然单调乏味，这还能叫革命吗，这种革
命又有什么意思？反过来想，即使你只和一个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你们采用更加丰富多彩的性行为方式，
那么这就是性革命。而且，不可能是所有人都去搞‘多伴侣’，但每个人都可以争取在夫妻生活中获得最
大的快乐，因此这种夫妻间的性革命才是最广泛的，也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

   那么，中国人性行为革命的现状又如何呢？潘绥铭 6 月30  日发布的另一项调查结果正与此有关。调
查显示，在性生活中普遍采用的 5  种爱抚方式（接吻、抚摸对方乳头、自己的乳头被抚摸、抚摸对方生
殖器、自己的生殖器被抚摸）中，57.1%的受调查夫妻表示 5 种都采用过，这比 2000 年多了 29.6%。其
中，女性的性爱抚的增加程度十分明显，例如经常抚摸对方外阴的女性人数达到17.9%，比2000 年增加
了10.4%。此外，在性交方式上，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多样化。由此看来，中国人的性行为革命也呈现出一
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国已进入稳步“性化”阶段】

    “综合性革命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在2005  年，我国的性革命已经基本成功了。”潘绥铭不无兴奋
地说，“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2005 年这段时间，我国新的性文化和传统的无性文化、禁欲主义文化、
褒扬情爱而贬低性爱的纯情文化做了激烈的斗争，并取得了优势；2005 年以后，激烈斗争已经完结，我
们已经进入了平稳发展的阶段，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性’的含义。你看，现在一说起‘婚
前同居’，谁还管你？”听了潘绥铭的观点，记者回想起了一名同学，她和自己的男朋友在结婚前一年过
起了“同居”生活。一打听，原来房子还是她父母出钱租的。老两口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以后女儿要
和女婿过一辈子，女婿怎么样，还是得让女儿“了解”清楚了，省得以后后悔。想想看，如此父母，在
20 年前能有几个呢？

   著名性学家李银河教授曾告诉本报记者，中国当前的“性革命”正处于美国的五六十年代，但潘绥
铭并不赞成这种简单的横向比较。“可以说，我们和美国的不可比性要远远大于可比性，情况很复杂。例
如，我们通过‘独生子女’政策迅速地实现了性生活与生育的相对分离，这甚至走在了美国的前面；但
是我国的婚姻革命却始终难及美国的项背。这怎么比较呢？”此外，“性革命”在美国是和反战、反传统、
女权主义运动、民权运动等融合在一起的；与中国的“性革命”相比，美国的“性革命”具有更多的精神性,
更多的叛逆色彩。中国不会，也不可能简单地翻版美国的“性革命”。

   最后，潘绥铭强调，历史上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任何一种“纯洁的时代”。在当前的中国，“包二
奶”、“傍大款”、性产业中的准奴隶制等现象，与性革命同时出现，极大地干扰了人们对于性革命的认知
与评价。许多人把性革命简单地混同于“性放纵”，却忘记了这样一点：现在我们所痛恨的大多数性方面
的“丑恶现象”，其实没有一个是 1980 年以来新出现的，而是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的，因此，它
们不是“革命”，而是“复归传统”，是倒退。

    因此，我们每个人在享受“性革命”带来的宽容和解放时，也应该对“性”有更多的认识、理解和
思考。首先要实现自由选择，其次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而政府也应该在推广“性教育”方面“更上一
层楼”，让大家，尤其是青少年掌握正确的性知识和性道德。正如潘绥铭所说，当我们真的达到了“和谐
社会”，那其中一定包含着“性，不再需要革命，而是融入人们美好的日常生活”这样一个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