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大上海前的思考 — 简评《小康》杂志刊载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黄埔区负责官员”的讲话。

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即将迁至江苏同里了，在这个馆要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实在是感慨万千。

同里给了我们博物馆以很好的发展条件，不过，同里即使千好万好，我们一旦离开上海，总不免有些遗憾。上海是个好地方，人才荟萃，文化底蕴深厚，全球瞩目。从历史上看，上海海纳百川，中西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它能接纳十月革命后逃往的大批白俄而不加迫害，它能接纳被纳粹残酷迫害的大批犹太人而不加歧视，它出了许多像鲁迅一样的向传统势力进行英勇争斗的伟大战士，它更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和她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从中国现代性学的发展来说，1985年以来，全国第一个向社会公开的性学讲座发生在上海，第一届性教育骨干培训班发生在上海，目前已在全国中学普及的青春期性教育是在上海试点的，全国第一个性学研究团体是在上海建立的，全国第一份性学刊物是在上海创刊的，那全球瞩目的全国两万例性调查是在上海组织的，全国首届国际性的性学会议是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性文化展览和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是在上海开办的，等等。我深深地为我自己是个上海人，我的性学研究能在上海进行而自豪，如果没有上海这个良好的环境，性学事业不会那么顺利发展，不可能很快地进入世界科学之林。

近10年来，上海发展得更快了，更出名了，但是，我从一个市民的角度看，从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的遭遇看，“大有大的难处”的问题也出来了。中央对上海抓得很紧，如果上海除了任何问题，影响都会很大，所以上海有些官员都不敢冒任何风险，多少影响到一些开拓精神。上海很重视抓经济建设，在这方面近年来确实是突飞猛进，但是相对地说对文化建设重视得不如经济建设（尽管也可以提出很多建设的业绩来）。上海太大，机构太多，有些事要层层审批，既复杂又缓慢，有些部门又相互推诿，要办一件事旷日持久，不像其他地方的领导对一些事敢于拍板。特别上海号称“大上海”，有些官员就以老大自居，看不起外地，对许多事不在乎，无所谓，这也许就是许多人才流失、不少专利流失、江浙的一些城市发展速度超过上海的原因之一。上海有些中、下级官员（当然只是极少数）素质很差，文化水平低，在观念上非常落后，实在玷污了上海的形象。

这些问题，在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两种观念的冲撞始终没有停止，这在最近《小康》杂志报道的对两个地区的官员的采访中看得再清楚不过了。几年来，国内外媒体对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的报道已经连篇累牍，但是《小康》杂志的报道却独具一格，文章不加任何评论，只报道了对一位同里官员（江苏吴江市同里镇镇长）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黄埔区某负责官员”（以下简称“黄埔官员”，虽然我不认为他能代表上海黄浦区）的谈话，其中的是非曲直，读之自明。我读了以后，感到对比真是太鲜明了。

记者问那位“黄埔官员”，这个博物馆迁出上海，你是否感到可惜？这位官员断然回答，不可惜。那么，还是听一下群众的声音吧！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在上海开放和在各地办展5年来，参观人数有10万多人，没有一个说不好；当这个馆要迁至同里的消息公布以后，许多观众在留言簿上写道：“太可惜了，这是上海的很大损失”。许多中外报刊报道的大幅标题是“大上海为什么容纳不下一个性文化博物馆”。过去，有位外地观众在留言簿上写：“因为有这样一个博物馆，这是我喜欢上海的理由”，而现在呢？许多海外国外观众过去反映：“在中国能建立性文化博物馆，是中国改革、开放向前发展的一个明显标志。”现在，性文化博物馆从上海迁往同里了，虽然同里也属于中国，可是这些海外、国外人士会对上海怎么看呢？

在这位“黄埔官员”答记者问的言语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性文化博物馆不适宜在大城市建立，而只适合在同里这样的“小镇”，“小地方”建立。“小镇”、“小地方”这种话说得很刺耳，“大上海主义”，看不起“小地方”的那种傲慢表现得很明显。其实，无论上海还是同里，不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吗？不都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吗？为什么性文化博物馆不适合在上海，而只能到同里去呢？当然，按人口、按面积、按经济发展，上海是远远地大于同里，但是大城市难道不是更应该比同里更开放，更能海纳百川，更能“敢为天下先”吗？

这位“黄埔官员”还说，巴黎的香榭丽大街上就没有性博物馆，以此作为性文化博物馆不能在大城市建立的理由，我真不明白这是什么逻辑。如果按照他的说法，那么天安门广场上没有百货大楼，所以百货大楼也不适合在大城市存在了？我不知道这位官员考察过哪些国家、哪些国家的性博物馆，十多年来，我考察过几十个国家，多次去过柏林的、汉堡的、慕尼黑的、阿姆斯特丹的、纽约的、洛杉矶的、巴黎的、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日本宇和岛的性博物馆，这些城市很多都和上海旗鼓相当，大部分性博物馆都在繁华的大街上，例如柏林的性博物馆坐落在著名的动物园大街上，阿姆斯特丹的性博物馆坐落在火车站前的中央大街上，巴黎的香榭丽大道上虽然没有性博物馆，可是就在距这个大道很近的一个支路上也有一个性博物馆，不知这位官员是否了解以上情况？

2003年6月，我们已和豫园商城发展有限公司基本商定，把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迁至城隍庙，这本来对双方都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后来被一位黄埔区负责官员几句话给否定了。本来我不知道否定的原因是什么，现在明白了，这位“黄埔官员”说，豫园是个传统的地方，如果在这里建立一个性博物馆，岂不使外国人好笑？是的，豫园、城隍庙是古迹，是有许多传统文化的东西，可是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的内容也是反映中国5000年来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呀，这和豫园的环境再贴切不过了，怎么会让外国人好笑呢？如果让外国人好笑，倒是对这种混乱的逻辑吧！

“黄埔官员”以上这些话的实质，说穿了，就是仍旧把性这一自然、正常的现象看成了“下三滥”，低级下流，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他不敢完全否定性文化博物馆，更无权封杀，只能说这个博物馆只配到“小镇”去安身。

“黄埔官员”还有些话是违背事实的：

例如，他为性文化博物馆的招牌不准悬挂在南京路上辩解，说性不得做广告国家早有规定，其实，这个规定是什么？国家工商局在1996年发出一个通知，说“性产品不得做广告”，这就给某些人抓到一个压制性文化的武器了。请问，展示老祖宗5000年来的性文物算是“性产品”吗？挂个性文化博物馆的招牌算是“做广告”吗？

他又说，黄埔区区政协、区工商局一开始就对当时我们在南京路建立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有意见，似乎是对这件事有些人早就否定了。我查了一下日记，从1999年8月22日到9月上旬，区的有关领导对我们这个博物馆进行了7次检查，区长来过，几位副区长来过，有关部门都来过，最大的一次是区委、区政委、区人大、区政协的“四套班子”的检查，一次是一大群区人大代表的检查，他们的意见每次都是由主管这件事的副区长庄慧帼转告给我，都是肯定的意见，当然也有些不大的修正意见，我都接受了。事情哪是那位“黄埔官员”所说的那样？如果区领导对此有意见，那么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能在南京路上坚持近两年吗？当然，也不能说这位“黄埔官员”在捏造事实，对于一个新生事物，看法是不可能一致的，但是要区分少数人和多数人。1978 年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意见还不多吗？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过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

至于他说我们本来说好性文化博物馆不对未成年开放，但是我们以后并没有这样做，这实在是血口喷人了。依我的想法，未成年人进行性教育时应该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历史文化，我和胡宏霞博士最近出版的《青少年性健康教育读本》中就写进了这一内容。参观性文化博物馆也可以，也没有像“黄埔官员”所说的“那怎么得了”，加强引导就好，青少年在网上看到的黄色信息谁能封锁得住？何况我们的性文化博物馆是知识性和学术性的。不过，考虑到未成年人中总会有少数人对此一时不够理解，为避免少数家长和教师对此有意见，增加对我们的博物馆发展的阻力，所以作出了这个博物馆不对未成年人开放的规定，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由于要自我保护，由于不要使某些人对这个博物馆有非议，我们执行这个规定是严格的，何来“他们以后并没有这么做”的指责？当然，事情有例外，建馆5年来，发生过几起这样的事，例如有位母亲有一次带了她的13岁女儿前来参观，她说：“女儿已进入初中，我认为她应该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了。”这位母亲如此开明，对下一代的教育如此重视，我们还能说什么？还有几次，有几对外国夫妻推着婴儿车前来参观，难道我们只让成年人进，而把婴儿拒之门外？不过，以上这些情况并不多，估计5年来总共也不超过10次，我想，我们一方面严格执行规定，另一方面这么机动灵活处理，是无可厚非的。

本来，我国目前处于一个转型期社会，在社会生活中新旧思想杂陈并不奇怪，但是在性文化博物馆的问题上，我们党和政府的极少数官员的愚昧、落后、无知到如此程度则是令人吃惊的。1999年8月下旬，一位黄埔区区委宣传部长到我们的博物馆来检查，提了几条使我们啼笑皆非的意见。例如，墙上挂了一组结婚证书，有清代的，由民国时期的，由晋察冀边区的，有刚解放的，由“文革”时期的，在不同时期的结婚证书上都有不同时代的烙印，很有意思。我们还挂了一幅民国18年的武汉特别市市政府社会局对该市1724名妓女所作的分析统计图，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和社会学资料。这位部长看了以后竟说：“有的结婚证书和这个统计表上面有‘中华民国'几个字，不大好吧？现在台湾也称‘中华民国'，目前海峡两岸形势紧张，你们因该把上面的‘中华民国'多少年改成公元多少年。”我们听了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党委宣传部长应该比一般干部更有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可是她怎么这么无知呢？请问，对文物能涂改吗？历史上的中华民国和现在台湾自称的“中华民国”是不是一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上，从1911年到1949年称为什么时期？为什么对文化、对学术问题要往政治上拉？对这件事，实在应该编进《20世纪笑话大全》中去。听说，这位宣传部长以后在区里还升官了。2003年6月初，当豫园商场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有关负责人来我处谈判合作时，我不无担心地说：“我们过去在南京路建馆，南京路属黄埔区管，我们感到阻力不小，现在如果迁至豫园，又回到黄埔区来了，会有问题吗？”这位负责人笑笑说：“不会的，黄埔区的领导班子已换过了，新领导班子更年轻更开明、更有魄力。”我想也是如此，但想不到还是撞到了枪口上。

产生以上现象并不奇怪。我们建立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决不仅是让人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而更担负着改革观念，移风易俗，弃旧图新的任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新旧思想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总是处在风口浪尖上。我写这篇文章，不是简单地和某个官员打嘴仗，打笔仗，我尽可以不理他，“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而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希望引起政府有关部门一些反思，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也希望这篇文章能成为一篇战斗檄文，反映出中国在伟大的转型时期一个方面所经历的新旧思想的斗争，反映出性文化事业的艰难困苦，和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一起留给后代子孙。

我们这个博物馆还有几天就要搬至同里了，瞻望前途，信心无限。同里拨给我们7000平方米的一座园林，和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退思园仅有一墙之隔，现在他们正花了300万元来改建与装修。装修后，室内展览面积将扩大一倍，展品数量将增加一倍，特别是我们要利用宽敞的室外空间建成一个世界独有的性文化石雕公园，让这个馆在世界焕发奇光异彩。现在，除这个主馆以外，我们在国内已建立了 4 个分馆，还将在美国建馆。因为我在这方面的贡献，10年来我已经领受了两次国际大奖，第三次是2004年3月在美国纽约领受“抢救与发展文化奖”，我们的性文化事业现在越来越占“天时”（改革、开放的形势）。“地利（同里和其他方面好的环境）、“人和”（民众和多数官员的支持、国际上的支持），谁也破坏不了、阻挡不了。我们的事业是否有价值、有意义，不是由极少数官员说了算，而是民众说了算，世界说了算，历史说了算。“青山遮不断，毕竟东流去”，“尔曹身与各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历史发展规律。

附件：“性”趣迥异 苏沪官员背靠背

2004年4月18日，中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将离开上海，落户江苏古镇同里。

自4年前开馆以来，这座特殊的博物馆数度搬迁，命运多劫。2004年6月，上海豫园商城文化有限公司也曾主动示好，愿提供免租场地，但此事终因黄埔区政府不予审批而夭折。

正值博物馆窘困之际，同里官员向馆主刘达临发出邀请。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博物馆由沪迁苏。

同是一座博物馆，两地官员对之态度如此迥异，究竟为何？

正方：江苏同里官员（江苏同里镇镇长）

《小康》：您认为，性文化博物馆由存在的必要吗？

同里官员：当然有。这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大奇观，是历史的一部分。任何有知识有历史感的人都会觉得博物馆的存在很有必要。

《小康》：您认为，性文化博物馆里的展品是艺术品还是色情用品？

同里官员：这些都是文物，是文化遗产。因为中国人向来谈性色变，所以这些文物一旦涉及性，人们就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它们。

《小康》：如果有机会，您会去看看这个博物馆里的收藏品吗？

同里官员：我和镇党委书记在 7 月份的时候就去过博物馆，吴江市分管这块的副市长也去看过，我们还打算把吴江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请去上海参观博物馆呢。

《小康》：您会让自己的孩子也去看看吗？

同里官员：考虑到人们对博物馆的接受有个过程，我们打算博物馆现对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开放，另外我们还邀请国家计划生育司和 刘达临 教授一起在同里举办讲座，进行性文化教育普及，让镇里的其他干部都明白这个博物馆是怎么回事。

《小康》：有人说性博物馆搬到同里，是同里有意炒作，是做秀，您认为呢？

同里官员：保护第一，效益第二。我们主观意图是本着研究、展示、发掘和保护的目的，更妥善的安置这些文物。我们提供一座5千多平米的大宅院作为展馆，再新造一座放映厅，这些投入不是几百万就能解决的。博物馆租金全免，收益五五分成。所以根本不存在经济上的炒作。

《小康》：上海在性博物馆问题上一直很谨慎，而同里却主动将博物馆请去，这能不能说明，同里官员的观念比上海官员更开放？

同里官员：农村人的观念就不能比大城市开放？农村包围城市嘛，很多事不都是由农村向城市发展的嘛。不过我也能体谅上海的官员。上海太大了，刘达临的外交能力不强，无法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这些部门的官员对博物馆也不了解，谨慎也是在所难免。

《小康》：如果您是上海的官员，您会怎么做？

同里官员：两年前我就对这个博物馆感兴趣了。我是学中文的，当红楼梦还是禁书的时候，我就全看完了。多年前我把刘达临写的书都看了，很欣赏他，也认同他对博物馆的坚持。

反方：上海官员（上海黄埔区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同志

《小康》：您认为，性文化博物馆由存在的必要吗？

上海官员：可以存在，但比较尴尬，毕竟中国人在这方面还是比较保守的。

《小康》：您认为，刘达临的博物馆里的展品是艺术品还是色情用品？

上海官员：部分展品可以看作是文物，有保存价值，但有些展品，如各朝代的春宫图，就明显过分了。

《小康》：如果有机会，您会去看看这个博物馆里的收藏品吗？

上海官员：我看过，当初博物馆在南京路时，我去审查过。

《小康》：您会让自己的孩子也去看看吗？

上海官员：我觉得这个博物馆应该只对成年人开放，小孩子没有辨别能力，一下子看到这些赤裸裸的东西，那怎么得了。

《小康》：博物馆搬到了同里，您认为可惜吗？

上海官员：不可惜。这个博物馆可能更适合呆在同里这样的小地方。性博物馆毕竟是比较私秘的地方，即使在国外，也不可能在闹市区出现这样的场所，如果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出现个性用品商店，你说怪不怪。豫园商城在城隍庙里，那儿是个传统的地方，出现这个博物馆，外国人看见了都会觉得好笑的。但是博物馆放在人气少的地方，又影响收益，还是去同里这样的小镇更好。

《小康》：江苏同里主动邀请博物馆搬迁过去，这能不能说明，同里的官员上海官员观念更开放？

上海官员：不能这么说。这不是观念问题，大家不在一个地方，考虑得问题也不同。

《小康》：如果不是观念问题，那为什么上海在性博物馆问题上一直很谨慎很低调呢？

上海官员：1999年博物馆开始对外营业，区政协和工商局对它就有意见。这究竟是博物馆还是色情场所，本来就难划分，说好只有成年人才能参观的，结果博物馆也没做出限制。博物馆不作广告影响收益，但我国的广告法对性方面有严格限制，博物馆挂招牌，做广告都很麻烦，我们也为难。

《小康》：有没有可能，上海以后会在性博物馆问题上开禁呢？

上海官员：上海本来又没禁止什么，博物馆不是一直都存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