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男班长让对方恐惧

　　25岁的郑远涛首次公开自己的“同志”身份是去年的“艾滋病日”，为广东省疾控中心开展的同性恋艾滋病预防工作电视上做公益宣传，呼吁同性恋者接受艾滋病检测。 后来又接受天津电视台访谈，与防艾专家张北川教授、公开同性恋者导演崔子恩一起在三四十名现场观众面前侃侃而谈，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爱情故事。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郑远涛很斯文、有些艺术青年的气质。当自己身边青春期的男生开始对女生感兴趣的时候，郑浩涛开始发现自己喜欢的不是女生，确认了自己的性取向。 

　　读高一的时侯，班上一个女同学对他倾慕不已，甚至想要改变他，但他一直没跟女孩子拍过拖，“因为我很诚实”。但当他第一次向心仪的男班长表白时，却引发了对方的恐惧，最后对方刻意跟他保持起距离，下课、放学时也再像以往那样勾肩搭背。 

　　同性取向一度在单位公开

　　现在，郑远涛挂在MSN上的照片是一个年轻、瘦削的男孩，“他是我男朋友”。当听到别人夸他男朋友很帅时，他也会像所有人一样得意地笑起来。

　　广外毕业的郑远涛学的是英语，毕业后曾在一个出版社工作，当时他的同性取向在单位是公开的。一次跟老板去北京出差，喝了点酒后的老板说了很多对同性恋不太友好的话，郑远涛还纠正了老板的观点。

　　现在的郑处于兼职翻译状态，没有固定的同事、公司。2001年接触到“爱白”同志网后觉得趣味相投，也成了一名从事网络编辑的志愿者。

　　对话 父母赞成我公开性取向

　　记者(下简称“记”)有些同性恋最初发现自己是同性取向时会非常迷茫，你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吗？

　　郑远涛(下简称“郑”)：没有。十三四岁时，我就开始接受有关同性恋的资讯，广州毗邻香港，香港那时候已经有同志电影节，那时候《费城故事》、《喜宴》等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已经出来了，我当时就看过。

　　记：很多同性恋者苦恼不被家庭认同，你父母知道你的性取向后是什么样的反应？

　　郑：读高三的时侯，我就告诉了我妈，我妈再告诉了我爸，他俩知道后反应都不是很大。因为告诉他们之前，我已经有意识地通过同性恋题材的电影、歌曲等文化产品对他们进行缓慢渗透，让他们对同性恋了解得更多。另一方面，我的家庭环境相对很宽松，爸爸是大学教师，妈妈是文学编辑，文学作品和读物里面或多或少都有同性恋的题材，他们对同性恋有一定认识。最近和妈妈谈起那天向她公开性取向的心情，才知道当晚失眠的人是我，而不是妈妈。

　　记：是什么促使你在媒体上向公众公开自己是同性恋的身份？

　　郑：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所在。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环境很幸运，身边有包容、支持我的父母，和朋友，让我有条件站出来公开自己的性趣向。

　　记：当时你征求过父母的意见吗？ 

　　郑：我和他们说了。其实在我通过媒体向公众公开之前，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学时只有个别很亲密的同学知道，上大学后逐步对要好的同学和室友公开，后来基本上都公开了。我妈的熟人会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妈就会含糊地说我有了。我确实是有，不过不是“女朋友”，是男朋友。 

　　记：考虑过公开身份对家人造成的压力吗？

　　郑：相比于对“同志”团体整体的好处，这种压力是微不足道的。所以父母还是赞成公开。

　　记：广州的同性恋这一群体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郑：我因为长期为跨地域的中文网站爱白服务，对本地的同性恋群体了解并不深，最近才开始和一些积极的本地志愿者有接触。广州的同性恋者有好几十万，有些是隐秘的，千姿百态；有积极的，也有玩乐的。任何群体都有这样的状态。

　　记：你觉得广州的同性恋者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做得如何？

　　郑：我初步的印象是大家都很勤奋，有务实精神，做了不少基础工作。争取权益将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同性恋群体内部成长起来的法律、心理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的专业人士的勇敢、识见和努力。目前这些方面的人力资源当然还远远不够，但很多朋友流露出的锐气使我有信心：前途是光明的！

　　记：作为一个同性恋志愿者，你的理想是什么？

　　郑：我的优势在外语，在网站一直也是担任翻译，目前国内只有个别同性恋文学作品，我希望能翻译国外这方面的文学作品，传播高格调、美好的同性文化，提高我们这个群体的维权意识，倡导自尊自爱，同时也丰富同性恋文化。

　　在广州第三届性文化节举办期间，广州的同性恋团体非常活跃。

　　11月6日晚，当“智行”、“爱白”等同性恋团体的成员与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展开对话时，记者们纷纷将镜头对准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

　　在其他同性恋者仍对公开身份顾虑重重时，这个名叫郑远涛的年轻人去年就已在电视上露面。身为广州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第一人，郑远涛说自己很幸运，他有条件站出来，也有责任做一些对同志团体整体有利事情，“我做志愿者的理想是提高同性恋者的权利意识，倡导同性恋自尊自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