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艾滋病防控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情况不明，底数不清，大量的感染者由于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还可能一如既往地从事高危行为，相关部门因为难以确认这些‘影子’感染者，无从有效干预。”在第1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前举行的一次记者培训中，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教授这样表达他对目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报告发现率过低这一现实的忧虑。

　　HIV检测符合大众利益
　　据估计，2005年底我国艾滋病病毒携带人数约为65万，但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仅10多万。“这已成为严重阻碍艾滋病防控措施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研究员与景军教授的看法一致。“美国、赞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波多黎各、印度等国的经验均显示，那些获知自己已被感染的人更倾向于减少其高危行为。”而一旦更多的感染者被确认，无疑将是我国防艾工作最大的“利好”消息之一。

　　不久前吴尊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期望通过更积极地开展艾滋病病毒检测，推进艾滋病防控工作。事实上，从河南省2004年集中对既往卖血人群进行大规模HIV检测首开高危人群常规检测先河，到同年云南省对吸毒者、性工作者、性传播疾病患者等群体进行积极的HIV检测，不同的意见一直没有间断。尽管通过检测，更多的“影子”感染者得以“浮出水面”（河南在3个多月内确认的感染人数是以往10年总和的6倍，云南确认的感染人数则与过去18年的总数相当），但反对的声音坚持认为，对高危人群开展积极的HIV检测有可能侵犯人权，因为他们也许并不总是完全自愿的。

　　面对质疑，吴尊友表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立场是，在HIV检测的同时应有知情同意以及旨在促进预防工作的相关咨询服务。而目前这种积极的检测策略从理论上来说依然遵循的是自愿检测的原则，只是通常会有一些来自社会的压力动员目标人群参与其中；而咨询服务则一般提供给那些被检出HIV阳性的人们，其内容包括疾病进展、治疗、预防传播等方面的知识。这意味着，这一策略与国际组织的立场并不矛盾。

　　自我国“四免一关怀”政策出台后，积极的HIV检测已经成为扩展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范围的一部分，这表明HIV检测已不再只是停留在搜集疫情信息和减少HIV传播的层面上，已经成为一个向被确认感染的人们提供服务的有效途径。因此，这一策略不仅可以使在检测中被确认感染HIV的人们获益，还能惠及那些存在被感染风险的人们。

　　吴尊友表示，中国在高危人群中实行积极的HIV检测尽管存在争议，但却符合大众的利益。公共卫生的首要职责就是控制疾病传播以保护未感染人群。

　　歧视依然是最大的阻碍
　　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邱仁宗教授也对HIV检测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他了解到，人们不愿参与检测，就是怕被确诊为HIV阳性后随之而来的歧视。他援引资料指出，在北京有62.8％的感染者受到了歧视，其中80.7％的歧视来源于医疗机构，包括由于HIV呈阳性而被拒绝治疗或被不公平对待，甚至被限制或隔离；检测结果被直接披露给其伴侣或是亲友；把感染者名单提供给其他机构或允许他人接触本应是保密的感染者的医学文书，从而侵犯了隐私权等。

　　吴尊友也表示，尽管新颁布的艾滋病预防控制条例已经明确规定要保障HIV感染者结婚、就业、就医、受教育等的合法权利，并且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歧视感染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歧视现象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因而不愿接受自愿咨询检测。但在河南等积极推行高危人群常规HIV检测的地方，研究人员却观察到，随着积极的HIV检测逐步深入，接受自愿咨询检测的人数也在增加。

　　邱仁宗教授指出，为了让一部分高危行为人打消怕遭到歧视，怕丢掉工作、婚姻、家庭以及一切社会活动的顾虑，使他们愿意从“影子”身份走出来接受检测，包括HIV检测在内的艾滋病防控策略的每一个进展与更新都应与反歧视工作相辅相成地推进，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将国家法律法规中反歧视的规定落实到实际中。

　　推荐咨询检测浮出水面
　　为了避免自愿咨询检测在规模上的无效性，同时保护检测者的隐私权，景军教授建议可以着手设计、试验并推广“推荐咨询检测”。所谓“推荐”的方法可以简单归纳如下：政府下通知，媒体做宣传，社区给予督促，行业内实行同伴教育，动用行政管理手段乃至压力的实施，达到劝导高危人群接受检测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关机构就要强调咨询检测的保密性。另外推荐检测与自愿检测相比，将有助于避免自愿检测在规模上的无效性；与强制检测相比，这种方法不至于将治疗艾滋病的全部责任和负担都推到政府一方。

　　景军教授表示，推荐式保密咨询检测的目标群体首先是高危人群（暗娼、吸毒者、男同性恋）以及与高危人群密切接触的人群（嫖客、性伙伴、配偶、孩子）。但为了扩大有针对性的艾滋病检测在我国的规模，减少因此出现的社会歧视问题，政府也有必要在普通人群中开展推荐式保密咨询检测。医务工作者和卫生官员应首先带头接受检测，其他相关部门的官员，如公安、计生、教育、宣传部门的领导和干部也要以身作则推动中国的艾滋病检测，而如果影视明星们能够参与检测，其影响必将十分巨大。（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