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性文化博物馆“三迁”真相

刘达临

历史上的“孟母三迁”，传为美谈；中华性文化博物馆的“三迁”，却充满了烦恼、困惑甚至是血和泪。不少西方人说：“这个性博物馆的建立，是中国改革、开放向前发展的一个标志。”那么也可以说，我们这个“三迁”，这些颠沛流离，也是改革、开放的阻力的一种反映。正因为这个原因，几年来媒体十分关注，纷纷报导，但是当时有不少细节由于涉及具体的人和事，不便披露，现在似乎是时候了。

一 汤公馆之梦

1994年秋，经过陈效范介绍，我在上海青浦县徐泾镇买了一幢房子，两上两下，作为我的私人博物馆，原因是当时我已搜集性文物五百件，家里实在放不下了。陈效范是我1991年在上海古玩市场认识的一个朋友，当时是上海体育学院的一个田径副教授，为了搜集性文物，他帮了我不少忙。这幢房子是他的一个香港亲戚的，装修得不坏，扫尽了郊区农村的那种土气，我一看就喜欢上了它。

这幢房子上下有七间，外加一个厨房，上下都有大卫生，还有个小院子，买价30万元。我倾家中所有，拿出15万，向朋友 赵 君那借了10万，在美国的大女儿刘佳奉献了5万。

徐泾这个博物馆建立了4年多，虽然不对外开放，但是对学者交流、接待媒体、弘扬性文化都起了不少作用。 和胡宏霞 博士的相识，引起她对性文化的浓厚兴趣以及她以后决定献身于这个事业，都从此地始。我常常在徐泾把这个私人博物馆布置得很漂亮，小院子绿树掩映，我在这幽静的环境里写作、研究，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1998年12月30日，这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位是上海虹口区文化局局长张永林，一位是朱屺嶦纪念馆副馆长张家龙，他们慕名来访，看了这个私人博物馆，十分赞赏，张永林当即拍板，邀请我把这个博物馆搬到虹口区区，公开开放，而且要给我一幢大房子。张永林这个人看起来很年轻，很有魄力，很有开拓精神。

他们给我的大房子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的官邸，是一幢民国初期的大洋房，坐落在山阴路口，这里马上就要建一条“文化名人一条街”。这个建筑很考究，足足有两三千平方米，它本身就是一个古董，全国解放前夕，汤恩伯的老师陈仪前来劝她起义，汤翻脸把他这位恩师软禁起来，就在这里，后押往台湾杀害。这里还有个大院子可以绿化，可以停车。我和帮我做这件事的朋友胡宏霞、陈效范、朱国营等都兴奋不已。

我和胡宏霞一次次地跑汤公馆，从这个楼走到那个楼，从这间房间走到那间房屋，盘算着、计划着这个博物馆应该怎么布置。三月份了，枝头绽绿，这是植树季节，我们又花了几千元搞绿化。

可是，风云突变。1999年3月下旬张永林、张家龙来找我了，说这个博物馆不能办了，区里出事了。

原来，虹口区区长在春节前的一次招待会上，对一些企业家说，你们都是纳税大户，政府应该为纳税人服务，也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政府的工作。媒体搬运了“政府应该为纳税人服务”这个观念，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作了严厉批评，说观点是西方的，理论是荒谬的，实践是有害的。中央一批评，上海市委也点名批评，弄得这个区长头也抬不起来，幸亏区委书记出面主动承担了责任。这下子把虹口区弄怕了，“我们虹口区再也不能出事啦！”在反省检查中想到建立性文化博物馆也容易出事，所以决定不做了。

张永林等再三向我道歉，我复何言。我至今也不明白“政府应该为纳税人服务”这句话错在那里，可能我水平太低。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运不至来时不济。最后虹口区赔偿了我6000 ，大家客客气气地分手。

于是，汤公馆成了我们一场永远不能实现的绮梦。以后，我又去过两次汤公馆，早已物似人非，“佳人已归 天”，我走在那个大院里，看着那些我亲自较人栽下的树，不禁感慨多之。

二 烦恼的“中华第一街”

汤公馆的事刚了结了10天，《新民晚报》记者朱金弟来找我了，他过去报道过徐泾的性文化博物馆，和我认识，他介绍了上海新世界百货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瑞年给我，并以关心的口吻对我说：“私人办博物馆，没有企业的支撑太困难了。”

这位李总年过50，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她的头颈老是歪着，是幼年时颈部肌肉发育畸形所致。据说他长期担任南京路上一家著名的百货商店的党支部书记，现在是新世界百货有限公司的老总，这个公司近几年来做了几个项目，都没做好，他看中我们这个项目了，认为可以赚钱，想抱这个“金娃娃”。

他对我们很客气，订协议书时对我们也很优惠，他提供南京路479号先施大楼八楼1000平方米的一层给性文化博物馆，提供全部前期资金，收入六四分成（我们得六），另外不论盈亏，每月付我们人民币壹万元作为学术发展基金。在这样的条件下，双方合作了。我担任这个馆的总经理，聘胡宏霞、陈效范当副总经理，陈荣生（原上海大学文学院的财务科长，为人十分耿直、正派）任会计；对方则派了李云芝任副总经理，她是李瑞年的相好的，后来结婚了。

1999 年炎热的夏天，先施大楼八楼正在紧张的装修，李瑞年经常在现场指挥，我想这个人真不错，有些实干精神。

这个博物馆于1999年9月3日举行开幕仪式，一切进行得还算顺利。

不过，矛盾接踵而至了 :

有一天，陈荣生很焦急地告诉我：李瑞年把投入这个馆的27万资金悄悄的较人转移走了，而我毫不知情。我马上去找李瑞年，他辩解说这是“这是自己的正常调整，我有权这样做”，我不大满意地问：“那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下我这个总经理？你这一抽，岂不是把公司资金抽空了？”他仍不买账，我严肃地批评了他，我说：“我们现在是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在讲话，共产党的作风就是要老老实实，你这种作风老实吗？”我限他在明天中午以前把这笔钱转回来，否则，明天下午区领导班子（区党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来参观检查，我就要当面揭露他。

第二天，这27万元乖乖地被转回来了。听说李瑞年对别人说，有好多年没人敢用这种口气和他说话了；他的公司有些人私下嘲笑他，李瑞年可碰了“顶头货”了。不过他也有他的一套，后来他唆使几个工程公司（负责这个馆装修的）的老板和我要工程欠款，其实这些欠款全是和新世界签的合同，不干我的事，但是他们一上班就缠住我，弄得我什么事都不能做，结果还是把这27万要走了。

陈效范也和李瑞年吵过架。李瑞年有些下属也很粗，新世界有个姓江的部长，有一次也和陈效范吵起来了，听说这个人是李瑞年的“小兄弟”，在新疆一起插过队，也当过党支部书记，不过这个人一点不像当过党支部书记的样子，脏话很多，和陈效范吵了几句就一撂袖子：“阿拉下午把侬摆平。”

陈效范一辈子搞体育，还会武功，几个人近不了他身。他也一撂袖子：“谁吓你呀！下去摆平好了！”后来给人劝止住了。我以后找陈效范谈：“老陈阿，这个人太野蛮、低档，可是你是教授啊，怎么也撂袖子要大家呢？”

我们几个人和李云芝的关系也处得不太好。开幕才两个月，陈效范向我辞职了，说在这里不开心。陈荣生也向我辞职了，说对这帮人实在看不惯，他退休了，让他多活几年吧！

他们都走了，只有我和胡宏霞两个人，很孤立。员工全是新世界派来的，当初李瑞年和我谈：“我们新世界下岗的员工很多，这可是个社会问题呀，还是都用他们吧！”我同意了，想不到他们结成帮了，很难管理。我和胡宏霞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向李瑞年密报；有个保安擅离职守，而且不听指挥，我下决心处理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有人还在背后说：“这是阿拉新世界的地方，叫他们（指我和胡）走好了，叫他们回到徐泾这个小地方去！”相反，他们很怕李云芝，因为李云芝是李瑞年的红人，有的员工同情我们就受到很大的压力。

这个馆有个卖品部，常看见有观众买了几本书但没有口袋装，我叫他们去做一些塑料袋，上面印上馆标、地址、电话，也好作宣传。可是一个星期下来，没有动静。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落实，他们说：“李总（李瑞年）不同意。”我这个总经理连做几个塑料袋的权都没有。

如果说这是“内忧”的话，还有更严重的“外患”。从性文化博物馆开张那一天起，南京路步行街管理办公室就不许我们挂招牌，原因是这个招牌上有个“性”字，他们说：“性这个字不能出现在南京路上！”

问他们不让挂招牌有什么法律依据，他们拿出 1996 年国家工商局的一个通知来，上面写道性产品一律不得作广告。我们的哪是什么“性产品”阿，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呀！可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不许挂招牌就惨了。我们这个馆说是在南京路上，实际上入口处是南京路的一条支弄石潭弄里，入口处虽然只离南京路十几米，可是因为弄口不让挂指路牌，连中国人也找不到，外国人更找不到。例如有几个日本客人慕名而来，从南京东路外滩一直找到南京西路，找了两个多小时也找不到；有位美国学者想来这个博物馆，第一次来上海找不到，怏怏而返，第二次来上海又找不到，第三次才打听到我们馆的电话。

有几个南京路步行街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悄悄地对我们说：“其实你们博物馆很有文化品位，和黄色淫秽完全是两码事，我们的头实在太保守了。”有人建议我送点钱，一两万就可以“搞定”了，我说这种事我不会做。李瑞年对此也着急，他做了一块“生殖文化展览”的牌子以回避“性”字，这件事他居然也不和我商量，挂出去以后又被南京路步行街管理办公室勒令把他翻掉，于是它就屁股朝外地挂在那里，成为南京路上的一大奇观。

无奈之下我想硬干了，我想和南京路步行街管理办公室打官司。我的计划是硬把招牌挂出来，他们必然要勒令取缔，我拒不执行，他们就一定会罚款，我就拿了罚款单向法庭起诉，他们是没有道理的么！我考虑，这个官司无论是打输打赢，都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反响，我都会是赢家，即使官司打输了，也是虽败犹荣。这个消息一出，引起新闻界的很大关注，都说要做我的后盾，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还打电话给我，他们要作全程采访。

可是，我还是预行又止了。原因是李瑞年不同意，我是“飞马牌”，随时可以走，而他在南京路可是“永久牌”，怕得罪人。他是这个馆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他反对打官司，我就很难办。其实，我也怕得罪人，我个人不怕树敌，但是在襁褓中的性文化事业经不起别人找碴儿，要挑这个博物馆的毛病是太容易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使这个官司打赢了，有些人更恨我们了，向领导写几封诬告信，我们也受不了！

由于不让挂招牌，散客的量太少了，有时一天只有几个、十几个观众，不过他们看了这个展览，人人说好，而且百般地鼓励我们。散客这条路既然打不开，就想办法组织旅游团队来吧，我们就想办法和中旅、国旅、青旅这些大旅行社联系，希望把我们这个项目纳入他们的旅游节目，他们来看看都说很好，但是要合作我们必须取得一个“旅游定点单位”的资格，而这个铜牌是要由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旅委）颁发的。 1999 年 10 月，我们向市旅委提出了申请。

不久他们派人来检查了，是一位叫裘志强的科长，胡宏霞博士帮他讲解。我问他：“你大概可以看多长时间？”他说：“半个小时左右把！”

可是，一讲讲了三个小时，我悄悄地问小胡：“怎么讲了那么长时间？”她说：“他看得很仔细，有兴趣。”

裘志强临走时对我们说：“你们这个展览很好，很有意义，很有文化品味，我回去向领导汇报。”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意见，能不能批得下来要由领导决定。”

他走了，一走就是石沉大海。

过了半年，我们再请示，再催促，市旅委又派人来检查了，这次来了一位叫黄金荣的处长，对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反映和裘志强一样，可是石沉大海的结果也是一样。

又过了半年多，我想，总这么眼巴巴地等也不是个不办法，我亲戚跑吧，所以在一个上午我去了市旅委，接待我的人好像是姓张，对我非常客气，他说：“ 刘 教授，我们都知道你。委主任不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的问题在哪里。这样，你先回去，我们问清楚了，一定尽快答复你。”

我临走时，他又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请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答复你。”

可是，还是石沉大海。

有位朋友说，他对市旅委的情况很熟悉，答应帮我去打听，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不久，回复来了，他告诉我，市旅委有一位副主任负责审批这“旅游定点单位”的事，他认为性的问题不好把握，如果他批了，除了问题他要负责，所以就批不下来。几个委主任之间也有些矛盾，别人也不好多讲话。

他又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有不少官员都是这样怕负责任，有一点风险的事都不敢做，只求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我的心很凉，如果很多官员都是这个心态，我们党的事业还怎么发展前进呢？

我们的博物馆不许挂招牌，吸引散客参观的路断了；“旅游定点单位”批不下来，组织团队参观的路又不通了，于是这个南京路博物馆只能苟延残喘了。新世界提供的这1000平方米的场地，如果租出去，每月租金至少可以收入五六万，现在都是扔在水里；当初装修这个博物馆他们花了60多万，现在根本收不回来，还要养这一大帮工作人员，每月的工资是不能不付的。我们和李瑞年的关系很淡，他再也不那么兴致勃勃了，听说他的压力很大，当初他极力主张引进这个项目，现在无法向董事会交待。我和胡宏霞每月工资各2000元，还是照拿，也听到对方有人说：“我们新世界在养他们。”我听了只是苦笑，谁想到在这黄金地段“中华第一街”上办馆会落到这么个结果呢？我和胡宏霞都想走，“君子不吃嗟来之食”，但是我们不能先提出来，不能由我方先破坏协议，因为在协议书上写要合作5年哪 !

提前中止的协议终于由李瑞年先提出来了，2000年12月的一个下午，他请我到文新大楼24楼去和朱金弟一起喝茶，提出提前分手的问题。朱金弟似乎也不是滋味。李瑞年提出，如果提前分手，他愿意把我方资金3万元还我（这3万元占注册资金的10%）。

这时，我很明白我手里掌握着一张牌。原协议规定办这个馆不论盈亏，对方必须每月支付我方学术发展基金一万元，现在16个月下来了，这16万元分文未付，要分手了，这正是算清这笔帐的时候。可是，我没有提出这个要求，这一年多，新世界为这个馆已经亏得够惨了，我不能在分手时再敲他们一票，算了！

后来，胡宏霞说我：“你真是个傻瓜，你签这个分手协议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

在签这个分手协议一签，虽然李瑞年和我们的关系很淡，但还讲一些表面上的礼貌；在签好分手协议后，他连一些起码的礼貌也不讲了。他那种对我们仇视、敌视的内心世界明显地暴露出来了。2001年2月的一天，我终于找到他了（找了好几次，他避而不见），我想和他商量一下结尾工作，想不到他脸一扳：“没什么好谈的，我有事！”转身就向外走。

我用手拦住他，仍然有礼貌地说：“李总，你先不要走，只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嘛！”

他把握拦他的手从下往上猛力一打：“让我走！”结果这一下把我的右臂打到他的脸上去了，正好打在他的眼镜上，把眼镜打歪了，差点没掉下来。

我怔怔地望着他气冲冲地走了，一个人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以后，我们撤离南京路时，有的员工悄悄告诉我们，上面关照，馆里有些设施宁可当垃圾扔掉，也不让我们带走。我们走的时候，李瑞年连面也不见，连他们的员工也说：“这未免太不地道了。”我真想不到签订分手协议后他是这么个态度，当初讨论分手协议时，我真太宽厚了，本应该用那16万卡住他的。这时，我颇有一些中 山 先生遇到了狼的感觉。算了，不吃后悔药了！

过去，听说李瑞年对别人说过一句话：“这个博物馆也许以后能办得好，不过我们可等不及了！”这句话倒可能是真心话，不过从这句话里，也可以看到一个商人和一个学者的区别。

分手协议规定迁出的最后期限是2001年4月30日，4月26日 是对外开放的最后一天，从27日到30日这4天是打包、装箱、运输的时间。离开南京路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这个地方本不值得留恋，但是一旦要走了，也不是滋味，这个博物馆在这里到底议坚持了20个月了。我想离婚的滋味也不过如此吧？

4月26日这天，正好有一个活动，我们燕京大学新闻系有30多位校友在上海欢聚，而我是筹办人之一。他们在上海旅游、观光，而晚上的节目则是参观这个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他们是这个博物馆的最后一批客人了，我向老同学们介绍了这里的情况，他们十分赞叹。

参观结束后，已经是晚上九时，这里就要关门了，永远地关门了。老同学们都站在题有“五千年来第一展”的影壁前合影，合影结束后，我说：“各位，请等一下。”

大家不知道还有什么事。

我招呼胡宏霞：“我们一起向这个博物馆的最后一批观众致谢。”

我们站在大家面前，深深地一鞠躬，我哭了，小胡也泪流满面。

“我们再向我们的博物馆告别。”我说。我和小胡走向展厅的入口处，向已经空无一人的展厅深深地一鞠躬，泪水又夺眶而出。

几个员工默默地在旁边看着。我低低地一字一句地说：“我宣布，南京路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闭馆。”

防盗门拉上了，老同学们走进电梯，他们脸色凝重地对我说：“达临，不要难过，我们支持你，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助，请你告诉我们。你的性文化事业是光明的，一定会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永别了，南京路的性文化博物馆。永别了，南京路上的风风雨雨、快乐和忧愁。

三 在武定路踽踽独行

我们的性文化博物馆终于搬到了武定路。这个地方属于静安区，虽居市中心，但是比较僻静，是居民区，而且是单行道，人气远不及南京路。但是大楼还不错，武定路1133号是一幢没有使用的居民楼，一两层是商务楼，每一层中间是电梯，四周呈环状，全是大玻璃窗，采光很好。我看重这个环状结构和采光，它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参观路线。

这件事决定得很快，但是事后考虑，决定得太仓促了，原因是：

那时已是2001年3月初，4月底就要搬出南京路了，但还未定搬向何处，总不能再搬回徐泾吧，那样会叫新世界的那帮人笑话死了，快点决定吧！

我有个朋友王仲水，20多年的交情了，本来是上海监狱研究所所长，他介绍给我一家公司的老总，愿意投资我们这个博物馆，也同意我们的馆迁至武定路。王仲水的女儿王竹军，是搞旅游工作的，甚至愿意承包这个博物馆。

有一家房地产公司愿意租武定路1133号一楼的一角作为售楼处，租期半年，每月付租金一万，共六万元一次付清，这也是机会难得。以后把楼下的门面房转租出去一部分，也可以作为整个房租的贴补。

我在 3 月初马上要去日本访问，为期近一个月，如果在行前不决定好，以后就很麻烦。

因此就较快地说定了要租这个房，付了5万元定金给出租人，我然后去了日本。

可是，事情的变化出于意料之外，后来王仲水介绍的那个老总变卦了，王竹军的“承包”也不落实，我们一下子失去了十分重要的支持力量，这武定路1133号的上下两层月租要52500元，还不含物业管理，这个负担是够重的，我和胡宏霞商量，是进还是退，后来，实在舍不得牺牲那5万元定金，让我们两个人咬牙坚持下去吧！

离开了南京路，我们自由了，我们当家作主了，我们建立了上海达临文化展览公司，我任董事长，胡宏霞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对这个博物馆而言，我任馆长，她任执行馆长。天塌下来两个人顶吧！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麻烦事接踵而来了。

工商登记、税务登记都要自己跑，而许多事并不好办。派出所、街道、城管、环境保护等单位的关系都要摆平，一件件都是麻烦事。特别是后来发现，我们租借的这个房屋大产证也没有，它本来是属于一个香港老板的，因为证件手续不全，一直租不出去，现在却被我们碰上了。

这种跑衙门、搞公关的事我是很“低能”的，全由胡宏霞去跑，而我也发现了她这方面的本事，一道道关口都被她攻下来了，连那个香港老板在上海的房产代理人跑了一年多还拿不到手的大产证也拿到手了。有一次她叹了口气对我说：“办事真难啊，现在想想，还要感谢李瑞年，我们在南京路的时候都是他们跑的，现在都要我们自己跑了。”

在武定路开馆后的几个月内，来“检查”、“看看”的部门不断，我们也不清楚他们的来路，谁也不好得罪。有一次来了两个警察，说他们是曹家渡警署的要来看看 , 我当然表示欢迎。这一天胡宏霞不在，否则这种事就归她处理了。这两个警察先问我，这个馆有没有合法的登记手续，我把经营许可证和税务登记都给他们看了，他们又说要看看展览内容，我就陪他们转了一圈，边看边讲。最后他们走了，一个人说：“倒还真是一种文化呢！”另一个人说：“这没有什么不得了，现在是什么时代啦！”

可能他们是在履行职责，可我感到由我来应付这种事总有些委屈的感觉。

事情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2001年9月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我们的博物馆来了一个观众，他规规矩矩地掏出了30元来买了一张门票，看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到我们办公室来给我们一张名片，上面印了上海静安区副区长张建。他说：“我是这个区的副区长。听说我们区来了这么一个展览，我今天休息，过来看看。我看了一个多小时了，感到很好，文化品味很高，我支持你们，以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这位区长倒是很实在的，听说他以后两次在区的干部会议上提到我们这个博物馆，希望大家多支持。这一来，这个区来“找麻烦”的人没有了。“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的大招牌也在武定路上堂而皇之地挂出来了。

可是，武定路这个地方先天不足，地段偏僻，人气始终上不去。尽管馆内的一切都能够完全按我和胡宏霞的意愿布置了，尽管新展品在不断增加，尽管观众好评如潮，和我们都带着崇敬的心情说话，但是观众始终很少，每天平均二三十人，节假日每天四五十人，票务收入还远不够付房租的，更不用说其它繁琐的开支了。我和胡宏霞必须每月贴补三四万元，可是这每月三四万元到哪里去找啊？

2001 年10月初，我应邀去台湾讲学，历时一个半月。在这期间，我把性文化博物馆的工作全部交给胡宏霞了；也正是在这期间，经济危机播发了，我们实在撑不下去了。

我在台湾，几乎一两天要和胡宏霞通一次电话，商量解决办法。一是把武定路1133号楼下的门面房退掉，这样每月房租约可以从52500减至3万左右，但是这要对方同意修改租赁协议才行。二是由她集资开个钢琴修配厂，她有门路进口一些钢琴零件，也有朋友懂装配技术，装配进口钢琴，质量很好而价格只是原装的一半，肯定能赚钱，可以贴补额支持性文化博物馆。但是，这件事及时办成功了，至少也要在两三个月以后。

胡宏霞在电话里告诉我，由于10月份的房租拖欠下来，房产代理人已经来逼债了，有一次来了四个男人，围住胡宏霞吵。胡宏霞说：“ 刘 教授现在在台湾下个月回上海，等他回来再商量好吗？”

“我们不找 刘 教授，找你，你是法人代表！”那个房产

的代理人说。

“好，那我也不和你谈，因为你也不是法人代表，叫你们老板来，法人代表和法人代表谈！”

“你如果不交房租，我明天就派人来封你的门！”对方气势汹汹。胡宏霞毫不示弱，“你封我们的门，我马上开记者招待会，告你们，我还要告诉你们老板，你蛮不讲理。你们这个房子租给我是骗局，连大产证也没有，还是我帮你跑的！”

一听到要到老板那里去告他，他马上软下来了，据说他的月薪是一万多元，他最怕老板对他印象不好，闹出什么纠纷来老板炒他的鱿鱼，于是不吵了，悻悻而去。

胡宏霞也不罢休，马上给香港老板打电话，发传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方终于同意了修改租赁协议，武定路1133号楼下一层退租，我们馆的月租费从52500元降至28500元（后来又增加了物业管理费4500元）。房租减少了，三个月的押金也退回一部分可以归还房租的欠款。后来，那个房产代理人对胡宏霞说：“胡经理，你又会说，又会写，我们的老板一下子就被你说服了。”

有一天我在台湾收到胡宏霞一个电话，她说香港有位大企业家动大手术派人来动员她输血，原来，她的血正好是和那位香港企业家的血吻合。据说16万名医务人员中只有一个，现在有个香港病人急需这种血，希望她支援，愿付较多的“营养费”。她征求我的意见，我断然地说：“不能输！你已经输过一次了，不久前你又为你父亲输了血，现在再输，你受得了吗？如果你倒下了，我在台湾又回不去，怎么办？”

以后这件事就没有下文，等到11月中旬我从台湾回到上海，才知道她还是输了血。我非常不高兴，我说：“叫你不要输怎么还要输，怎么那么不听话？”她有些可怜巴巴地说：“我考虑我是医务人员，救死扶伤是我的义务；还有那笔营养费，我们的馆正需要它呢！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听到这一番话，夫复何言？我只是很难过地想，卖血、卖血，我们这个博物馆难道真到了要卖血以维持的程度了 ? 血和泪啊，真是血和泪。

当我还没有从台湾回上海的时候，上海的欧佩克会议刚刚结束，一结束几十位中外记者就扑向我们博物馆，他们说：“我们来上海，第一个任务是采访欧佩克，第二个任务是采访你们博物馆。”这时正是我们馆最困难的时候，也是胡宏霞心情最沉重的时候，她对这些记者作了介绍、讲解，讲到伤心的地方不禁声泪俱下。她说：“观众都对我们说，你们做了一件大有利于社会、大有利于子孙后代的事，可是为什么做好事还要经受这么多磨难？也许，不久我们就要关门了！”

记者们都听得鸦雀无声，过了一会，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 胡 博士，我们支持你们，我们要用手中的笔全力地宣传你们。”

那一阵子对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很多人说这个馆要关门了，所以都来看了。2001年11月，是我们这个博物馆开始有盈余的一个月，当月收入六万多元，扣去日常开始后，还盈余两万元。

我从台湾回来，看到馆里气氛热烈，我对胡宏霞说：“你辛苦了。你真干得不错。”

可是，好景不长。12月份收支平衡，从2002年1月开始，进入了淡季，一切又由绚烂归于平淡。但是，由于有胡宏霞创办的钢琴修配厂的补贴，由于房租减少了，也由于我和胡宏霞不断地在外地办巡回展览，多少有些收入以贴补上海这个主馆，虽然还是有经济困难，我们一直在苦和累中挣扎，但是不至于像过去那样过不去了。我们一直苦苦支撑到2003年春天，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典”的灾害，我们又过不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胡宏霞忍痛卖掉了她那个钢琴修配厂，她至今还很懊恼，感到太可惜。

不过观众给我们的鼓励是巨大的，前来参观的观众人数虽不多，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很多观众向我和胡宏霞致以崇敬之意，说“你们太勇敢了，希望你们坚持下去。”有些赞美之言似乎有些过头，我从来不好意思对别人说，例如有人对我说：“佛洛伊德是个伟大的战士，你也是个伟大的战士。”“你比鲁迅还要鲁迅。”有位中年记者对我说：“ 刘 教授，我认为你是像黄继光那样舍身堵枪眼的勇士。”国内外的许多媒体都称赞胡红霞是个“勇敢的女性”、“中国献身性文化事业的第一个女人。”我听了这些赞扬我的话是惶恐不安的，如果我安心地和这些伟人相比，未免也太不自量了。不过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些鞭策与鼓励。

物质上的支持也有不少。例如石家庄的徐强先生捐赠给我30件与性文化有关的高古玉器；烟台的李福成先生捐献我馆晚清的春宫瓷板96块；杭州的吴朝宏先生捐赠了明代的大型木雕欢喜佛；上海的赵鸿钧老人赠送了大量性文化书籍；上海的吴士廉老人赠送由性含义的拐杖等。送钱的也有，如美国的周直、夏岩博士两次来馆共捐赠美金1000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人交我们的账台1000元人民币。这些捐赠虽然不解决我们经济的大问题，但是给了我们很大的精神力量。

四 择偏僻不肯

回顾过去，火热的南京路由于不能挂招牌而白白浪费了，现在这个武定路又因为地点冷僻、先天不足而难以发展，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一个地方呢？

在这几年，有些单位青睐我们这个博物馆，提出了引进的愿望。例如大连有关方面提出要为我们在海边盖房建馆的愿望，我和胡宏霞考虑大连实在太远了不好掌握。上海天目路有个大楼叫凯旋门，是个专卖保健品、特别是性保健品的专业大楼，老板几次表示愿意提供给我们三楼的一层楼面建馆，不收房租；我和胡宏霞商量这个地方商业味太重，许多性保健品问题很多，经常挨检查、挨冲击，我们如果搬过去，弄不好吧我们也搭进去了。东方明珠附近有个大型地下商场，港开拓不久，老板愿意把其中一个500平方米 的茶室给我们建馆，不收房租；我和胡宏霞考虑这个地方商业味也太重，许多店铺中夹了一个性文化博物馆不协调，而且只有500平方米 ，我们越搬越小，似乎是穷途末路了，会被别人耻笑，算了吧！还有一个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也被我们谢绝了。此外还有香港、台湾等等。

2003年6月初，豫园商城发展有些公司文化发展部的范瑞荣部长受命前来联系，愿意免费提供给我们800平方米的场地，把我们这个馆迁至豫园。对这件事我和胡宏霞都颇为动心。豫园、城隍庙是一个黄金宝地啊，比起南京路来毫不逊色，那个地区虽然商业很发达，可是也有不少文化古迹，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搬到哪里去也没什么不协调；这800平方米的场地虽然不比武定路好，但也不差。

我们一来二去，谈得很投机。开始时，我有些不放心地问范瑞荣：“你们本来属于南市区，现在属于黄浦区了。我们离开了南京路，现在又要回到黄浦区来了，会有问题吗？我们过去感到这个区的官员很保守、很难弄呢！”

她笑笑说：“不会吧，现在区里很多干部都换过了，都很年轻、开放呢！”

豫园商城发展有些公司的副总经理还到武定路上我们的博物馆来过，态度谦虚、热情。不久，我们听说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办公会议已经把这个合作通过了。

我和胡宏霞几次走在城隍庙商场这摩顶楼旁的小街上，浏览那些充满民俗特色的店铺，遥望那九曲桥和豫园古色古香的门墙，我们今后也许要与你们为邻了吧？

可是，过了不久本来三天两头通一次电话的范瑞荣突然联系不上了，我们几次打电话去文化发展部，都找不到人，有一次，电话里有个男子说：“对这件事有不同意见。”

怎么，又黄了？

后来听说，当豫园商城发展有限公司向黄浦区申报备案时，有个区领导说了几句话，把这件事否定了，真是功败垂成，功亏一篑，我们还是撞到枪口上了！

我对此没有太大的悲伤，搭台的气愤和太大的失望，太多的风雨、太多的挫折已经使我和胡宏霞产生了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忧”的坚强和超脱。中国的性禁锢的大门已经被打开了，但是只开了一般 — 当有些中外记者叫我评价现代中古性开放的程度是我常常这样回答他们。因为这扇门已经开了一半，所以我们这个性文化博物馆能够存在，因为那一半还没有被打开，所以我们还遇到那么多的阻力，九灾十八难还没有经历完。不过，唐僧经历了九灾十八难，西行取经的任务不还是完成了吗？

“小胡，你回忆一下，”我对胡宏霞说，“我们这个博物馆在上海，起初是不让我们挂招牌，我们散客的路断了；然后是”旅游定点单位“批不下来，团队的路又断了；要换个比较好的馆址吧，又给卡住了，看来，实在是举步维艰。”

“是啊，我的心中有点凉。”

“你辞职来和我干这个事业，把身价性命都搭进去了，会后悔吗？”

“后悔？不。”她笑笑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到五、六年前，我还是要走这条路。”

我说：“我常常想，有那么多人鼓励我们，赞扬我们，难道他们都瞎了眼？我就不信中国之大，世界之大，就没有我们的路！”

“坚持下去，一定胜利！”我们都捏捏拳头。

五 柳暗花明又一村

人活在世上，有许多困难，也有许多机遇，对于一件事，有时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而结果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2003年6月30日 ，我离开馆在外办事，胡红霞打电话给我说：“有为记者叫秦烦羔的到馆里来，说同里镇有意思把我们的博物馆引进，愿意给我们房子，向听听我们的意见。”

我一下子回忆起不久前的一件事来。上海附近有个叫锦溪的古镇，和同里一样都是旅游胜地，它号称“民间博物馆之乡”，我和胡宏霞好奇，去看了一下，究竟什么水平。我们来到了当地一个最大的收藏馆，见到了这个收藏馆的主人薛仁生，他穿了长袍马褂，很特别。他有一些古董，有些古董还不错，不过放置零乱，而且没有主体思想。听说薛仁生过去是个古玩商，这个馆也反映了他的特点。

这天是星期日，我问薛仁生：“你这里每天能来多少人？”他说：“今天已经两千多人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夸大，不过，眼看一批批地游客进来，人数确实不少。

这个馆是老房子改的，很古色古香。我和胡宏霞靠在二楼的栏杆上，望着院子里几棵郁郁葱葱的大树，感叹地说：“如果能给我们这儿一块地方，就好了。”

现在，找上门来了。

不过，不久前也有一个人到馆里来对我说：“乌镇想把这个馆引进。”结果没有下文，这一次也说不定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对胡宏霞说：“和他说，我们有兴趣谈谈。”

可是想不到这一次是“动真格”的了。7月2日上午 ，即才过了两天，同里镇的党委书记严品华、镇长柳 影 (47) 忠带着一帮人来了。我们馆是早晨9时开门，他们从同里赶到上海，80公里 ，却是我们还没有开门就到了，这一点使我很感动。

胡宏霞陪同他们作了介绍、讲解。

他们似乎比较满意，书记和镇长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们想把这个馆引进同里的意愿，愿意给我们房子，不收房租（这是我们对外谈判合作的首要条件，因为房租这个负担实在太重了）。严品华书记看来比较年轻、有魄力、有开拓精神；柳 影 (47) 忠镇长则十分直爽，他对我说：“ 刘 教授，我在读大学时就读过你许多书，早知道你了。”

我们约好过几天去同里看地方。我去过上海周边不少古镇，比较起来同里的文化根底比较深。同里有不少景点，最有名的是退思园，这个景点在2002年刚被评上“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同里人自豪地说同里是“世界的同里”。我们选中的一个馆址是1906年由退思园第二任主人任传创办的丽则女校，和退思园只有一墙之隔，而且原来是相通的。1906年中国还是满清王朝，创办女校是十分开明之举，正像我们现在创办性文化博物馆是十分开明之举一样。前丽则女校校址约有12亩地，许多大树有四五层楼那么高，房屋也是民国初年的那种西式楼房，但是和我们过去擦肩而过的汤公馆不一样，汤公馆是个豪宅，而丽则女校朴实无华。

我和胡宏霞一下子都爱上这个地方了。

双方谈判进行得很顺利，2003年8月1日 正式签约。他们无偿的投入场地，且要投入300多万元改建、新建、装修、馆的票务收入扣除日常开支后五五分成；卖品部则是我方的“自留地”，自己投资，利润自留。他们还主动提出保证我方有一定的利润，如果每月利润不是一万元，则由他们补足。

应该说这个条件是优惠的、合理的。

如果这么做，就把我们在上海的难题都解决了：不需挂招牌、“旅游定点单位”批不下来、迁址又遭否定，现在都不是问题了。同里的旅游人数已年100万人，还在上升，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游客来参观我们的博物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使我最满意的是同里的领导人眼光远，功利主义不强。过去我们的一些合作对象或可能的合作对象都是急于利用我们，像李瑞年就想利用我们赚钱，一时赚不到钱就翻脸有些单位则是单纯地向利用我们（实际上是想利用“性”）来做广告。我很不喜欢和纯商人合作，和“新世界”合作的教训是够惨痛的了。同里则不完全是这样，他们当然对我们不是“无私贡献”，他们有他们的利益，但这种利益并不是直接靠我们赚钱，而是希望我们成为同里的一个文化亮点，增加同里古镇的文化内涵，使同里这个地方更吸引游客，更繁荣，从而也更赚钱。为了这个目标，他们愿意在我们的身上大投入，甚至愿意赔钱。试想，投入300多万，要多少年才能回收啊？就算是这个博物馆能赢利，运转正常，对方回收这300多万至少也要七八年，但是他们目光远大，不在乎这眼前的一些经济利益，这是那些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的商人所望尘莫及的。

当然，搬迁同里也不要对此看得太理想化，同里是个镇，一般说来，居民素质和文化环境比上海这个国际大城市要封闭，会不会对我们博物馆有什么不好的反映呢？同理有一套早已形成的人际关系和管理规矩，我们在很多地方总要“入乡随俗”，但是能不能适应呢？

这些，当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好夫妻之间也有矛盾，何况是这种合作？只要双方推诚相见，合作基础好，终究会磨合得很好的。

2004年3月底我们迁至同里，4月19日重新开馆，两个月来运转正常。

往事如烟。这五年来“三迁”的许多人和事历历在目。这“三迁”不是一次次失败，而是一步步地在发展，我们在沿着一个个台阶向上爬。开拓性的事业，特别是象这种新旧观念冲突的事业是不可能一帆风顺、一马平川的，但是顺乎历史发展潮流的事情的前途必然是光明的。